数百名业主堵塞交通

2009年06月15日 20:00人民网

人民网6月15日电 据江西省南康市政府网站通报，6月15日上午10时左右，江西赣州南康市数百名家具业主因误解家具产业新的征税标准，集体在105国道国际家具城路段堵塞交通，另有近百人集体在市政大楼上访。至下午1时左右事态基本平息，105国道恢复通车，在市政大楼聚焦的人员也陆续散去。

事件起因系南康市从6月初开始部署以“整合整改为主，取缔为辅”为主要内容的家具企业清理整顿工作，并从6月15日起执行新的税收征管办法。

通报称，南康市相关部门就家具产业新的税收征管办法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以现场“解剖麻雀”的方法，专门就两家家具厂新旧税收情况进行了对比，之后根据这一情况制定了《木(竹)材产品成品方单位税额表》。 

通报说，按照新的税收征管方式，南康市所有家具厂仍只征收到了四分之一左右的税收，未足额征收到位。但部分家具业主不明真相，错误地认为市委、市政府是想要整垮家具企业，并在部分人员的挑拨带动下上路堵塞交通。

通报呼吁，请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家具业主不要盲目听信谣言，保持冷静和克制，南康市委、市政府将妥善处理好相关事件，保护好家具业主利益。

目前，相关事件调查处理工作正在展开。

时间:2006年12月12日 作者：许章润（清华大学教授）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按语】今天读何柄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感慨甚多。何先生这位世界著名的史学大家和思想家在谈到我国几乎被人们所遗忘了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和宪法学家钱端升先生的几本著作，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钱先生曾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主讲政治学、宪法学、西方政治思想史、比较宪法等课程，又曾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北京政法学院院长等教育行政职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四宪法》的制定过程中，钱先生与周鲠生一起为董必武领导的研究小组的“法律顾问”（叶圣陶、吕叔湘为《五四宪法》的语文顾问，而众所周知，中国《五四宪法》的起草人四人小组为陈伯达、李维汉、胡乔木和田家英）。这位中国当代的著名政治学家和宪法学家，曾在20世纪五十年代打成右派，并遭到大批判，之后，虽然曾多次任我们国家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于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晚年却过着一个十分寂寞的生活，因而被我的好友许章润教授点评为“垂垂老矣，也是连花瓶的妆点效用都无以发挥了”。读了章润兄的这段评语，即想从网上收罗一些钱端升先生的文著（去年曾在虹口区的鲁迅故居前的一个小书店中买到钱先生的《民国政制史》，当时就曾激动了好大一阵子）。但搜索了半天，竟然只搜到钱端升先生的很少信息。更觉得不可理解的是，网上竟然有许多人（包括“当当网”！！！）竟然都把“钱端升”误写为“钱瑞升”了。中国当代思想史上——尤其是中国当代政治学和法学史上——有过如此重要贡献的一位大家，竟在21世纪的中国还有这样的遭遇和命运，读来真觉得悲愤不已！世界都到了什么时代了啊！我们的国家、社会、媒体和学界还处于这样一种状态？问题到底在哪里？

感叹之中，无以为计，这里谨把收集到的章润兄1998年在墨尔本写的一篇关于钱端升先生的文章转贴在这里，与朋友、学生们分享。我们的社会还能在这个样子中走多久？

以下是章润兄的文章的原文：

韦森于2009年5月23日夜谨识于复旦园办公室

宪政与民主，是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揪心话题。百年以来，政学两界涉陷皆深，口诛笔伐连带刀光剑影，虽力避而不能免。在以宪政为治学领域的诸多学人中，钱端升的学思甚值回味。这不仅因为他是最早一批留学西方、取法异域治道与治式而学有所成的中国学人，更在于他的宪政思路迥异乎具有大致相同背景的同道，反倒更接近所谓“保守派”中人。同时，钱先生政学两界人脉皆广，影响既大，其言必重。今年是钱先生冥诞一百周年，回顾钱氏宪法论说，其所启示吾人者，恐怕绝非只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第一节 “决不是一纸宪法所可奏功”　

如同对于一切社会性设置的考察必问其目的何在，钱先生是从辨析立宪或者宪政的目的来铺陈思旅的。中国为什么要“宪法”？制宪的目的何在？制宪与“中国问题”究竟是什么关系？对于中国来说，宪法是“灵丹妙药”还是“不急之务”？举世滔滔皆云立宪，实则未尝深长思之，而时艰势迫，一事接一事，客观上也不遑深思。与通过立宪救亡保国或者昭示现代国家特征等等一般性的思路不同，在钱先生看来，立宪的目的不外乎以下三端，即“实行民主政治”、“奉行民权主义”以及“树立法治局面”。这是宪法的使命，更是宪政的结果，既为一切先行民主政体的人文类型所昭示无误，可能也是此刻钱氏如此命笔的外域思想资源之一，而构成了钱氏臧否一切立宪活动的理论绳矩。　

这里，让我们一一看看钱先生的理述。　

首先，如果立宪旨在“实行民主政治”，则未免倒置因果，因为宪政是民主的结果，而非前提。在他眼里，通常所谓的民治，即民主，是现代国家的标志，当日的中国虽然还称不上现代国家，“但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也万无绕道民治的理由。”① 而“民治”，一个环环相扣的现代政治运作系统，牵扯既繁，费工必巨，其实现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指标。

钱先生认为，下列五端至为关键，必不可少：第一， 不问事实如何，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表现在国家通过统一立法对于全体公民的基本权益实行同等保护；第二， 限制国家权力，允许个人保留一部分自由权，在“限权”与“授权”之间形成必要的紧张；第三， 设立一个代议机关，由人民依据平等的原则选出，并代表选民的利益担负立法权，选民于感觉必要时行使罢免等项权利；第四， 议会中存在两个以上的政党，互相监督，轮流执政；第五， 政府实行分权体制，于制衡格局中行使权力。　

而综括这一切，均要求人民具有实际的参政权利与参政能力。也就因此，如要奉行民权，先得训练人民如何行使政权。而培训“行使政权”的能力的最佳方法，恰恰在于实际行使政权，于行使政权的实践中渐知如何行使。就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权论来看，选举、罢免、创制和复议为四种主要政权，人民要行使这四权，必须经过假以时日的充分训练，绝不能有所侥幸，也“决不是一纸宪法所可奏功”。而且，既有的政治框架既然已经涵括这四权，则于实践中渐会行使这四权，使它们成为真实的权利，便是最为切实的民主政治，无须再添累赘，否则，可能反致浮华不实，累及四权。另一方面，从立宪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成功的民主宪法皆先有民治而后有宪法，先于民治的宪法皆为失败的宪法。”② 换言之，民治的事实为先，肯认与记载这一事实的法律在后，宪政不过此一事实与法律两相扣合的成果。职是之故，中国如为奉行民权主义而立宪，则犹如置车于马前而欲车行。　

尤有甚者，甚为吊诡的是，在他看来，民主政治的“本质良不良”很有问题。也就是说，流行的民主政治本身不见得完全适宜于现代的国家，如果仅为实现民主政治而立宪，则大可不必，而且，当时的中国人民也没有运用民治制度的能力或者习惯。举世滔滔，“德先生”乃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救世主，钱先生却说民主政治的本质究竟良否还有待再认识再检验，难怪时论直指其为“法西斯主义学者”。③ 后面这一点，尤为论敌所诟病，此后更成为一个把柄，在1957年以及后来的整肃运动中被当作“一贯反动”的证据屡次提及。但是，平心论史，仁心论人，公心论事，超然之心论学，事隔半个多世纪后回头一看，正不妨说，在钱先生一方，固不是故弄玄乎作惊人语，而更有其思虑与悲情所在。也就是说，钱先生不仅知道“高调的”民主，即以民主为实现道德理想的制度，而且更看到了美洲大陆和晚近欧西发展出来的民主的另一义，即民主乃是针对人的有限性而设置的一种“较不坏”的绳范与程序，本身并无什么崇高的目的。——哪里是在“讴歌法西斯主义”？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会理解钱端升先生为什么会说“民治国的宪法学者虽不承认俄意为立宪国家，但俄意的独裁究尚不失为法治。”④ 而且，当其时，如此持论的大牌民主派人士还并非钱氏一人呢！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当救亡保国、“高速度大规模的生产”成为民族第一要义时，无论什么高悬的理想与美好的设置，只要无助于第一要义的实现，均会遽失光辉。学者的纯然学思与致用焦虑，在时代的大潮催逼之下，是如何的柔肠百结，真所谓剪不断，理还乱，钱先生的学思堪为一例。　

其次，如果以立宪奉行民权主义，也同样不得要领。的确，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字面规定，“国民大会”的权力不可谓小，可是，其与实际的差异又何止天壤。字纸上的文章再漂亮，不过是坐在屋子里的人制作出来的死文字罢了。基此，钱氏质问，字纸上的权力再大，但是：谁能保障国民代表大会真能由人民自由选举？真能代表人民？又谁能保障国民大会能行使宪法所赋予它的权力？谁能保障政府各部分的官吏能遵守宪法及法律？又谁能保障违法者会受适当的制裁？⑤　

这里，宪法字面的堂皇掩饰不了实际的困境，而字面与现实间之所以上气不接下气，实道出了现实的困境非字纸所能即刻解除，却又不得不借助字纸以向社会的“上层结构”有所交代，并就社会重组本身有所铺陈这一尴尬。似乎，这不是中国一家的尴尬，而是面临“现代化”重压的诸多亚非国族共同享有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经历，也是“先民主起来”的欧洲国族曾经经受过的社会－文化转型阵痛。　

实际上，钱氏对此尴尬或者说“矛盾”是多所察觉的。这一矛盾不仅表现为一方面人民呼求民主，但却无力为民主而斗争；另一方面，如欲养成人民的民主能力，在当时的中国，只能是自上而下的运作，即实行“施舍式”“请愿式”的民主，而这本身即违背了民主。这一矛盾还表现在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形式”与中国“现实”的冲突，这一冲突构成了辛亥之后三十多年间一切政治冲突的根源，可能也是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法律无效的根源之一。而且，到钱氏动笔写作英文著作《中国政府与政治》的1947年为止，钱氏展望，“形式和现实的冲突问题还将继续存在。”⑥ 无他，因为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过程尚未完结，而只要这一过程一日未止，则凡此尴尬、矛盾、冲突以及表现为“有法不依”的法律无效现象，就将一日不会止息。　而这一切，究其深层缘由，正如大历史家的“大历史”所昭示的那样：中国的现实面落后于理论层次的理想面。精确来说，中国并没有组织好迎接议会制度。顾名思义，自由派必须引进渐进的立法，以扩大公民权，或是让弱势者也享有经济的特权。因此必须要有选民存在，能够支持这些计划，并且能用法律和经济手段来加以施行。这又必须牵涉到可以测量和协调的数字图标。　

中国当时所缺乏的，的的确确，不仅是“公民权”，还有这连带而动、隐藏于后的“数字图标”，种种非水到渠成，否则不足以支撑宪政的技术要素。正是在此，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没有过渡之计，在大破坏之前，不可能进行有秩序的建设——“历史出现了僵局，而内战正是突破”。置此乱世，“法治”云乎哉！　

也正是因此，黄仁宇先生才会接着说出下面这一段至理：其实无需替蒋介石辩解。他编造出一只纸老虎，但人人都信一为真，预期他的创造物能有真老虎的功用，这样的期待本身就是历史加诸他的最大赞辞。他有时被批评成无法无天。但法律是社会的强制行为，除非守法多半能符合日常的社会行为，否则徒有法规不足以执行。事实上，无法无天是蒋介石的问题的根源，而不是他的特权。无论是他的兵役法或法定货币法案，违法情况都很普遍。这些法案都领先时代。⑦　

可是，倘不“领先”能行吗？事实是不仅不行，而且很可能连形诸字纸的合法性都没有。明知“无法无天”将是新法颁行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可还是得颁行，并以此为后续设置开道。而如此这般，又恰恰与立法所标示的旨意相左。明知相左，可依然如此，也不得不如此，正表明“历史出现了僵局”。在一个奋力建设民族国家，而以字纸层面的立法特别是“宪法”等等为现代社会形态的诞生开道的时代大潮之下，中国所无法回避的，恰恰正是这一遭遇。西方一位政治学家说，某些特定国家的宪法只表明该国存在具有良好宪法学识的人士──可能接受过并满腹西方的宪法学知识，这就是为什么“落后”国家却可能有一部堂皇的宪法。⑧ 话虽说得刻薄，但一路走过来的个中人于此却未偿没有心领神会的苦笑处。今日回头一看，梁漱溟、钱端升们的所思所虑，可能也正是基于对于这一遭遇的切身体认吧。　

再次，如立宪旨在建立法治，则要建立法治，人民先得有制裁违法的当局者的实力，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构成宪政所以成立的“势”──特别是下面诸“势”。⑨要是人民不能行使政权，也没有制裁的力量，则纵有宪法的名目，民权及民治仍无存身之地，法治亦无落实之径。当日的中国，民治可以暂时没有，而法治则不能无，否则“政治便无从循轨而行。”而法治作为一种现代政治状态，即对于国家的非人身性、非人格化的民主的法律治理，牵缠既繁，费日亦久，其间技术要素甚众，非一纸宪法所可毕其功，即非一大而划之的制度性设置所能笼统。所以，从理论上来讲，钱先生认为当时中国如有一部宪法，将政府各机关的组织、职权及彼此间的关系做一扼要的规定，则“公法方面的法治”必较有把握──钱先生将“法治”划为“公法方面”与“私法方面”两部分，后者较难实现。但即便如此，也不要寄望过高。法治乃是奔向“新中国”这一奋斗过程的结果与事实，而此事实非法律规定所能立刻呼唤而来。令法律迁就事实易，而令事实遵随法律难。因此，如为树立法治而立宪，第一须切合现时的国情，第二须简要，庶几遵守、实行俱无问题。法律贵在实行，不实行的法律愈少，则法律的尊严愈少损失。⑩如果有法而不能实行，不被人遵守，则离法治更远，不如无法。11 　

基此，钱先生赠言：在理论上，我们本应提倡法治，法治究是近代国家所不可少的元素之一。但我们不主张空喊法治的口号，因为法律贵有信用，如果有法而不能守，则此后便可永失了实行的可能。与其空言法治，而使人民对法治失信用，毋宁在可能的范围内，逐步推行法治。脚踏实地，步步前进，为实行法治的第一要着。12　

与当时知识界的“宪法迷”相反，与玩弄宪法于股掌而别有打算的权力中人更是大相径庭，钱端升作为修业于美国的宪法学家却直认在当时的中国，无论在国民或在执政者，“宪法均是不急之务”，不禁使人想起袁世凯聘请的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于共和潮流汹涌澎湃之际之力主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让人意外而见外，却无法置之度外。13　

这里，如同梁漱溟所谓“本来社会秩序（一切法制礼俗），都是随着社会的事实（经济及其他）产生，而使这些社会事实走得通的法子”，14 而这些法子乃是在日常打理生活的过程中逐渐累积生成的，已然成为生活的常例与常规，钱端升先生的上述立论背后，也同样隐含有这样一个理论预设。即细密而技术完善的“大立法”于当时的中国未必有多大用，或者径直说就没什么用，反倒不如在秉持法治理念的前提下，“因事制宜，利用目前的形势，” 15 将那些体现法治的种种设置，哪怕是零碎而粗糙的安排，于践行的过程中逐步使之“制度化”。制度化者，在钱先生的语境中不是别的，即将那些较为适合国情的政治的办法、法律的办法等等慢慢变成“制度”，即成例与成规，由成例与成规进而变成常例与常规。同时，它也意味着对于实际生活中已然成型的成例与成规的发现和肯认。字纸规定再好，未必真能成为实际的制度，而即便没有字纸的规则，哪怕是零碎而粗糙的做法一旦演为成例与成规，倒是真正的“制度”呢！而这，便也就是事实在先，反映事实的规则在后的思路，同时也是一条切实的实践进路。　

第二节 作为“结果”的宪法及其世俗的神圣性　

那么，这一切实的“实践进路”应当如何迈步呢？　

既然宪政是一种关于人世生活的现代政治组织方式，因此，直面其“当务之急”，便是一条积极而可能的途径。在钱先生看来，这一“当务之急”不是别的，就当时中国的情形来看，可从“治”与“被治”两方面着手。从“治”之执政的国民党而言，其最大最急的任务在于维持国内治安，增进行政效率，发展国民经济，从而完成国民革命──“三民主义的革命”。这不仅关涉“治”之合法性的来源问题，而且，更在于“三民主义的革命”成功了，则民治、民权诸项尽在其中，宪政自然是顺水之舟，不求自来，从而牵涉到此一合法性的确证问题，如果说任何政治统治都无法回避“合法性”的拷问的话。因此，当政者不要急于“字面宪法”的完成，而应努力于政治和经济的改进，首先是提供“秩序”这一公共产品。政治和经济的改进，当然包括政治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在内。这一切即为创造事实，立宪云云，不过为此事实的法律形式。果真有诚意施行民主和法制，必然会着意于当下政治与经济的改进，从而便是在为宪政创造事实基础，便也就是在推行宪政，何求其他！所以钱先生才会说：“我总望今之当国者，不急于宪法的完成，而努力于政治及经济的改进。”16　

从“被治”之国民一边来说，则此时也没有要求宪法的必要。不是说宪法可有可无，更不是说中国现代政治的养育能够缺少宪政之维，而是因为就当时中国的情形落笔，如果执政者确有“法律的修养”，而人民确有行使民权的能力，则据当时的“现行约法”和其他法律，民权与法治尽可有满意的起点。否则，纵有一纸叫做“宪法”的空文，人民仍是缺乏有效的保护，仍然不能参加政权。如此，则有宪法等于没宪法，立宪既非轻易实现，则要求宪法也无意义可言。如果说此时宪法有什么作用的话，不客气地说，除了给“治”者以合法性的粉饰，于“被治”之权利主张言，实际上等于废纸。基此，他得出的结论是，能暂不颁宪最好，如果定要立宪，则也要明白，它只是借用宪法的名义，“简要，切合国情，不涉理想，也不夸大”，17 而成为国家的组织大纲，如同法国一八七五年的三个宪法性法律文件那样，先将政治的架子搭起来，为后续的种种张罗约定一个大致的范围。　

读者由此可以看出，在钱端升心中，字面宪法──不管它多么美妙──的颁行并不就是“政治的改进”，当然更不等于“经济的改进”，欲以宪法的颁行而示国人以政治的进步，仅取宪法对于政权尊严的宣示功能这“一瓢饮”，从而赋予制宪者以合法性，在钱端升这里就通不过，也讲不通。玩这些“花活”，可能骗得了一般善良的民众和知识分子，但骗不了宪法学家。也正因为此，在“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一文中，钱氏更进一步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宪法可尽量的以三民主义为根据，但在文字上以少采国民党所特有的名词为佳。因为宪治既为党治的替身，则凡足以引起一般人们反感者自以愈少愈好。　

 　“三民主义”之正式入宪为好多人所不满。但我以为这条尽可存在。三民主义虽为国民党的党义，但究非狭窄的党义可比。……三民主义入宪是极应该的事。不过除此之外，则不应再有党的字眼形诸文字。18　

既然立宪为不急之务，根据当日已有的“约法”和法律，民主与法制已然有满意的起点，关键则在于人民有无这一能力，那么，至此，必须回答人民如何才能获得“行使民权”的能力这一问题。钱先生认为，这一能力不可能来自权力垄断者的“恩赐”。权力恒具垄断性和扩张性，一旦掌权，总是不愿让度，是权力的一般特性，所以才需要限制权力的时空范围。指望掌权者培养人民“行使民权”的能力，是等于否定了权力本身的属性。职是之故，改善经济状况和受教育水准，摆脱贫困与恐惧，而首先从改变土地所有权关系入手来提高人民的经济生活，使得人民“不用在经济上依赖于统治阶级”，才能有望建成真正的全面的民主。既然政治的本质是利益，那么，人民必将受到经由政治而获得切实利益这一连动装置的启发和驱使，去争取政治上的发言权。也只有当人民获得了生活的手段以及在政治活动中获得了利益时，他们才有能力并从自身利益得到启发，“起来阻止属于少数人的或只为少数人服务的政府。”——这时，照钱先生的思路，可能“民主”就有希望了。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这句话之后，钱氏作出了如下解释：他们将有能力做这件事，因为他们已经不用在经济上依赖于统治阶级；他们的自身利益将指明他们去做这件事，因为他们新近获得的经济地位，只能由维护他们利益的政治制度所保护。”19由此，“治”者是否着意于经济与教育的具体改善等等，遂成为是否实行“民主”的政治问题，“被治”者的民主权利在此转变为对于“治”者有义务改善国民政治、经济和教育状况的权利主张。20　

但是，上述钱先生的理论逻辑是否即等同于经验世界的逻辑，从而得翻转为现实，其间实有很大的折扣。首先，即便这幅逻辑图像可得变成现实景象，其路也漫漫。因为，以财富的积累为内容的“经济上的改善”和整体上的“人民过上了富裕生活”，非几代人的打拼不可。就当日中国的情形来看，从社会－文化转型着眼，即尚需几代人的接续努力；其次，从对于经济利益的争取和保全的诉求中滋生出对于政治与法律事务的发言权的思路，固然不错，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一般情形却是有了钱只想图个安稳日子，不欲与闻政治。这是一般的世态，也是常情，不分东南西北，白人还是黑人。其结果便如梁漱溟所说，末了出来过问政治的不外还是几个政党及其代表人物。正是在此，对于政治和法律事务的发言权变成了有权挑选由哪个政党及其代表人物来替我发言的问题。代议政治于是出现。如同一切政治，代议政治的本质是关于利益的分配，是关于利益的和平的、程式化的、管道化的分配方式。背后的潜台词则是首先必须出现多元的利益集团，且彼此之间势均力敌，和议则两全，硬抢则俱伤，于是划分选区，打政治战，自觉或者被迫走代议之路，向不愿也不可能自己直接上阵的选民讨犯吃。至此，问题转变为代议政治如何产生、良性运行，从而将经济利益与政治运作勾连起来的机制问题。党派及其代表人物直接面对选民，固然是一种方式，而这一方式赖以有效并且构成了其必备社会语境的，却是所谓“公民社会”的发育，其标志是各种行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成熟。以各种行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为经纬编织而成的利益集团，不仅在于凝聚利益、体现意志、展现力量，更在于实现公共交往、提炼公共理性、建构公共平台。而凡此一切，如同前述整体上的“人民过上了富裕生活”，同样非几代人的打拼不可。时间、由经济利益的保全向政治发言权的争取、公民社会的发育，凡此三维，实是钱氏上述理路的固有伏笔，可能也是钱先生未及展开叙说之处。　

可能，正是此间的迂回，向我们揭橥了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当日中国人遭遇的一个“难处”。即作为“后发”的非西方国家，中国倘要在列强纷争的世界格局中获得生存并进求发展，民主与宪政是早晚必得具备的政治生活方式，一方面只能是自上而下“推行”，另一方面却又难以推行，或者说一时间难以推行；虽说明知一时间难以推行，但却依然要推行，而且非得推行不可，以强力推行打破僵局。但是，正是在此，“历史出现了僵局”。本来，民主也好，宪政也罢，从其最初发源地的情形来看，大致可以说是自然“演生”而非强力“推行”的结果。“工商社会”的生活方式在先，民主与宪政的结果在后，而且民主与宪政也是这一生活方式的内涵之一。但是，其至中国，则此作为“终点”的结果于不知不觉间被置换为“起点”，被当作实现“工商社会”这一理想前景的工具，抵达“工商社会”这一光明彼岸的渡舟。虽说因果倒置，可处此情形，也只能作此倒置。但一旦倒置，并希望短时间内即刻见效，而所谓的“工商社会”的发育却非短时间内所能完成，因而，目的之不恪实现，便是必然。由此连带让人怀疑起目的本身的正当性，从而另觅它途，如“革命”道路，同样是一种打破“僵局”的手段，虽然未必是最佳选择。由此，宪政之路坎坎坷坷，乃属必然。　

进而言之，从宪法作为价值渊源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宪政建设所遭遇的不仅有“神”“俗”两界的问题，更有其间如何实现牟宗三先生的“曲通”的难题。帝制崩溃（以及七十年后开始的对于“斯拉夫式”西方意识形态的抛弃），共和未能真立，意味着不仅整个社会有待重组，而且表明这个社会向上提升的神圣性源泉及其与重组中的社会的“紧张”关系殛待建立。中国宪政建设的特别处在于它发生在国将不国的“东西文化”冲突这一背景下，就因为遭遇难题的中国人眼前便有一个现成的政治生活方式在向中国人招手，于是乃有宪法移植与宪政建设任务的发生，而固有的人生态度、生活样法等等却不匹配，以致于宪法失却世俗的基础与神圣性价值认可意义上的支持，理论上的功能无法转化为“法在行动中”，徒具空文而已。今日回头一看，百年间的“宪政运动”多数时候其实是在“运动”宪政。举目四顾，除开少数幸运国族，其宪法乃属自家生活中的偶然选择而由历史累计“自然”演来，其他多数国族，尤其是以宪法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起步的亚非国家，在宪政初期无一例外，均遭遇到这一难局。——中国何能例外！　

宪法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它不仅规定政府的具体构成与政权的运作形式，规范领导层的角色关系及其与国民的关系，以及二者冲突的合法化、程序化的缓冲与解决渠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宪法确定特定政治社会的范围与认同，而使国家权威获得法律与理性层面的筛选与肯定，从而为特定社会提供基本的价值与目标，也就是说，解决这个社会的“神圣性源泉”问题。这种治式与治道，对于中国来说，初时只是标志着“王朝”解体后现代国家的出现，予权力以尊严，而仅具象征的意味，暂时填补所谓的“契里琪马”的空缺，但随着时移势易，则其“基本的价值与目标”的评价与制约作用将逐渐表见，从而为对现实政治的臧否提供一超越性的标准，规约现实的权力运作，在“天意”的烛照下圆融“人意”与“法意”，将对权力的怵惕落实为对于权力运作的防患于未然的架构性监控。若其评价与制约功能总是遭遇否定性的反馈，则其“象征”功能亦将不保，而累及作为一种治式与治道的宪法与宪政本身的合法性，从而失去其“神圣性源泉”的意义。百年来，中国的社会重组迄未有一相对的定型，各色人等的角色关系变动不居，下层结构无以形成，则“俗”的一面无法表见为治式的基础；而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人“人各一心”，“彼此心肝痛痒都到不了一处”，没有“共同的问题，公共的要求”，从而无“公共信仰”，21 则“天意”的一面无由形成，也就无由为治道伸张。一方面，理论上说，宪法不仅有助于实现此二者的“曲通”，并且成功的宪法亦是“曲通”后的结果，则当年的中国如何配谈这个？刻下的中国依然任重道远。另一方面，一晃半个世纪已逝，时到今日，除了宪政这一现成而事实证明风险最小的治式与治道，我们还有什么“较不坏的选择”吗！我们感到为难的，恐怕就在于早晚绕不过这座桥吧！　

第三节 所戒者何　

话题回到钱端升。钱氏弱冠放洋，风华正茂归国，1924年秋，二十五岁执教清华，由长春藤盟校的天之骄子成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大牌教授。此后的二十八年中，如其夫子自道，“主要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22 虽生逢战乱连年、山河破碎之际，而不免于颠沛流离之苦，但总起来看，前半生较为顺遂的人生，使得他的心态亦为平和谦达，影响及于学问，相对而言，避免了多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焦躁和激进。以专家的现实感，钱先生有多大的把握讲多大的话，做多大的事，而不愿单纯诉诸空口无凭的激情呐喊，更不愿成为玩弄宪政牌的党派夺权游戏中跑龙套的弄臣。综其一生，可以说为了理想的实现，并不拒绝与当局者的合作，同时并保有批判的立场，是钱氏的基本轨迹，而将法律是一种世俗的职业与法学是一项精神的事业的紧张关系，彰显无遗。观其文集，可知他多数时候乃热心肠说冷话，秉持了一个冷峻的政治学家和宪法学家的专业本分。与梁漱溟一样，当其时，钱先生更希望举国一致于经济建设与政治改善，认为宪政、法治诸项，水涨船高，当随国家的安定、政经的改善而一点一滴落实。毕其功于一役，以为一部宪法即可治天下，这样的天真他们没有。　

作为一名专治政治制度与宪法学说的专家，钱先生除撰有英文著作《议会委员会：比较政府研究》（Parliamentary Committee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Government，1923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国政府与政治》（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1912-1949）外，中文著作《德国的政府》和《法国的政府》二书介绍欧西大陆国家的宪政，与王世杰先生合作编撰的《比较宪法》专篇载述清末以还的历次立宪，中西境鉴中平章得失，探究因果。此前主编的《民国政制史》，一本此一用心。证诸钱氏的一生论著，特别是前后撰著的有关宪政的论文，均秉持此种热心肠说冷话的风格，外方内圆，谨严理性，堪称行家的大手笔。不客气地说，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大陆同业中出其右者，迄今尚未之见。　

让我们这些后学感慨不已的是，这样一位理性而冷峻的宪法学家，在“城头换了大王旗”之后却也不免于天真，有过小小的热闹，跑龙套而乐得不自知。一如当时的大多数知识界精英，“只要国家好，自己怎么都行”。一九五七年，在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座上，先是被迫揭批他人，不旋踵即成“罗章联盟”的“大阴谋家”，与法学界戏污为“山中宰相”的韩德培等名教授同被冠以“大右派”衔，结束了“当花瓶”的历史使命，从此匿踪二十余载。洋洋万言的检讨，题为“我的罪行”，23 其之痛自诋辱，今人读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在当时却是常态。更有甚者，被自己的弟子“以革命的名义”严词叱责、当众唾骂，普天之下，恐怕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辛酸人生。再度复出，已是耄耋老人，韶华不再，虽有重上台面的场合，毕竟虚应而已。一九七二年，费正清来华访问，据说是周恩来的安排，钱端升衔命作陪，以“加重语气”告诉老友：“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24 打擦边球，却已是冷心肠说热话，外圆内方了，可见他毫不糊涂。晚年订定的《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所撰“自述”中，居然将皮包公司性质的“东北法制心理函授学院”名誉顾问一衔都列上，又说明了他对世事的迷朦。而更让后人唏嘘的是，据中国政法大学的老辈语我，终其后半生，“钱老”似乎均不曾认同自己的“政法学院”这一段人生，可见一个非学术性的培训“枪杆子刀把子”的机构，终不能成为书生托命的真正家园。事实上，一九八九年底，一位政法大学的退休“司机”还当众兴奋地说过：“罗典荣？钱端升？哼，他妈的，那时我们想骂就骂！想打就打！”此为我目见亲闻，因为就是他唾沫星子横飞着冲我这个曾经有几天不愿吃饭的“青年教师”说的。赵宝煦教授谓钱先生的“一生遭遇”恰恰“与祖国的曲折发展和凯歌行进同节拍、共命运”，25 语虽简略，甚至“豪迈”，而在笔者读来，其实深含辛酸，——连表达辛酸都小心翼翼、深怕触雷的辛酸。　

一九八八年，梁漱溟以“注重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为嘱撒手人寰，萧公权先生则已先此七年客死他乡，如其弟子所赋，“隔海江山烟雾外，销尽风流心力殆”。26而他的清华老同事钱端升则在安详中迎来米寿，过去揭发、批斗过他的“青年讲师”们，亦已年近花甲，正在以亡羊补牢的方式欢度自己的“学术青春”，此时执弟子礼惟恐不恭。暮岁回首，在上集“自序”中，老人坦言“对实际政治的天真”，感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平静前瞻，嗟求“读者若能以我为戒不亦可乎！”27 已是冷热交集，亦圆亦方了。　

异国他乡孤寂的时光里，我有时翻钱先生的文集，往往不禁想起“智慧的猫头鹰只在黄昏降临时展翅”这句话，总有今昔何昔、世事云烟之叹！揣度斯旨，摩挲永逝的时光，后来的宪法学从业者应否自问：所“戒”者何？　

1998年2月初稿于墨尔本　

2000年6月再改于北京，2003年10月定稿于北京　

【注释】

　　① 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 原载《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第19号，重印于《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页460。以下所引钱氏论述均出自该集，只注明篇名和页码。　

　　② 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页460-1。　

　　③ 钱先生曾撰有“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专文讨论这一问题，发表于《东方杂志》（1934）第31卷第1号。并参详单世联：“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见网页www.winds.163.net.　

　　④ 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页461。　

　　⑤ 钱端升：“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页478。　

　　⑥ 钱端升：“一个民享与民治政府的展望”，页626。　

　　⑦ 以上引文分别详黄仁宇著、张逸安译：《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北京：三联书店，2001），页194、198、202和232。　

　　⑧ 威廉·S·斯焘克思：《拉丁美洲政治》（纽约：克罗威尔出版公司，1959），页457 (William S. Stokes,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Crowell Co., 1959)。　

　　⑨ 详梁漱溟“宪政建筑在什么上面”，收《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卷6，页463-8；“由当前宪法问题谈到今后党派合作”，同上，页729-36。并参详拙文：“宪法与帐单”，载《读书》（北京）1998年第3期，页102-7，收见拙集：《说法活法立法》（增订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⑩ 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页468。　

　　11 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页462。　

　　12 钱端升：“政治活动应制度化”（写于1935年），页500。　

　　13 参详陈志让：“洪宪帝制的一些问题”，收见《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页5－30；张启荣：“有贺长雄、古德诺与民国初年的宪政体制问题”，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总第42期，页47－58；郅玉汝：“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0编《民初政治》（2）（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页135－147。　

　　14 梁漱溟：“中国党派问题的前途”，收见《梁漱溟全集》卷6，页578。　

　　15 钱端升：“政治活动应制度化”，页500。　

　　16 钱端升，“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页486。　

　　17 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页463。　

　　18 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页465、467。　

　　19 钱端升：“一个民享与民治政府的展望”，页628－9。　

　　20 钱端升：“一个民享与民治政府的展望”，页627－8。　

　　21 详梁漱溟：“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1934年），收见《梁漱溟全集》卷5，页469。　

　　22 钱端升：“我的自述”，页696。　

　　23 钱端升：“我的罪行”，载《人民日报》（北京）1957年8月6日。参详拙文：“书生事业 无限江山——关于近世中国五代法学家及其志业的一个学术史研究”第二部分关于钱氏的论述，载《清华法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第四卷。　

　　24 这一段情节，详陆惠勤等译、章竞生校：《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页507－508。　

　　25 赵宝煦：“拳拳爱国心，殷殷报国情”，载《钱端升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页17。并参详汪子嵩：“政治学家的天真”，载《读书》（北京）1994年第6期，页15－23。　

　　26 参详汪荣祖教授为萧公权先生《宪政与民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一书所作的“弁言”。　

　　27 《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页3。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6年12月12日

韦森

    人类社会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的发生原因和动态生成机制，应该说是经济学各学科所共同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现代微观经济学所要阐释的市场竞争的优长，宏观经济学的商业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所关注的各国发展道路，比较经济学对不同国家经济社会体制的比较分析，说到底都是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发生原因和机制的探究。甚至经济史的研究，说到底也是从历史的视角对人类社会经济繁荣与发展路径的反思、评述和回顾。不但对经济学科来说是这样，对单个经济学家也是如此。从各种研究视角探讨并揭示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的内在原因，应该是每个经济学人的天职（calling）。正因为如此，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从马歇尔的《经济学》到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从凯恩斯的《通论》到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到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甚至从瓦尔拉斯均衡到阿罗－德布鲁均衡，说到底无一不是不在探究、揭示和阐述人类社会经济繁荣和兴衰的发生机制和情形。在21世纪初转型中的中国，在经济学的传统之中，林毅夫教授出版了他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讲演稿的中文版：《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也自然不会离开这个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这部著作正文一开始，毅夫就明确把探究和反思人类社会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的发生原因和机制，定为该书的主旨，开门见山，深稽博考，敷析渊微。

经济繁荣之谜

     一个社会的快速经济增长乃至社会繁荣到底是如何发生的？用美国新经济史学家、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Douglass North）的话语来说，到底有哪些因素决定了一国经济绩效？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迄今为止，仍可谓是见仁见智。一些学者根据大多数发达国家均处在温带——尤其是北半球的温带——而主张地理决定论；也有些经济学家则鉴于欧洲中世纪以来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史实而认为一国的对外贸易和开放是经济繁荣的主要因素。近些年来，也有不少学者鉴于对文化信念、社会信任和价值观对财富创造和市场交易的影响而主张文化和社会资本是一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当然，自凡勃伦和康芒斯等老制度学派开始，一直到科斯（Ronald Coase）、诺思、巴泽尔（Yoram Barzel）、奥尔森（Mancur Olson）、格雷夫（Avner Greif）、阿斯莫古鲁（Daron Acemoglu）等新一代制度学家们，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制度是决定一国经济绩效和社会繁荣的首要因素。然而，纵观世界各国近现代经济运行和社会演变的历史轨迹，我们会发现，经济增长原因的任何一维主张或一维决定论，均能找到一些反例，因而，经济学家们在探讨经济发展的最终决定原因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感到充满困惑。譬如，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在2004年出版的《经济增长之谜》一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因素使得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自亚当·斯密的时代开始，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究这一问题。然而，在过了200年之后，人们仍然没有找到经济增长的秘密。”事实上，在1976年发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错误逻辑”一文中，当代经济学的泰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也说过类似的话。可能正是鉴于这一状况，目前风头正劲的美国年轻一代制度经济学家阿斯莫古鲁等人则把运气和机会也看作为决定一国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不确定性，信贷市场和政府政策方面的异质性等因素，在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逃脱出贫困陷阱时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由于任何单因素决定论均不能自圆其说，故应该把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视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中，制度、地理、文化、贸易、开放、运气以及历史发展的机遇等等，均会在其中综合起作用。当然，目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制度因素在其中起着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如果制度不到位，即使任何其他有利条件或因素均在，却仍然不能孕生快速经济增长。正如诺思在其名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第一段话就说：“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制度变迁决定了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

    如果说制度是决定快速经济增长是否在一国发生的关键因素，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那些决定一国经济绩效的合宜的制度的产生和演变？在这个问题上，毅夫似乎走向了凯恩斯的“思想认识决定论”。在《通论》中最后一章，凯恩斯曾精辟地指出：“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它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想象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不论迟早，不论好坏，危险的是思想，而非既得利益。”经过对人类社会——尤其是转型国家——经济发展原因的多年探索，毅夫最终达致了与凯恩斯这一见解相似的认识，现在看来是可以理解的。就连数十年来锲而不舍地探寻西方世界近代兴起原因的诺思教授，到晚年不也是走向了心灵哲学，认为意向性（intentionality），尤其是政府决策者的意向性在经济发展路径和社会繁荣兴衰中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譬如，在2005年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的前言中，诺思就明确指出：“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在于参与者的意向性。……人类演化是由参与者的感知所支配的；选择——决策——是根据一些旨在追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目标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的感知中做出的。因而，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为行为人对自身行动结果的感知所型塑的一个刻意过程（a deliberate process）”（第viii－ix页）。在其后的分析中，诺思又一再指出：“人们所持的信念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反过来又构造了人类处境的变化”。由此，诺思认为，“信念是构建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之基础的关键”（见该书，第、23、83页）。读读毅夫《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第二部分最后的分析，再看看诺思的一些新近见解，真的感到好像是二人同归殊途。

    然而，如果采取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研究策略而追问人类社会经济繁荣的最终原因，这种政府决策者的思想认识或意向性决定论以及主流社会思潮决定论并没有完全跳出自己的困境。这里且不说那种能洞悉导致人类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繁荣的经济社会发展法则的思想认识从何而来、如何产生本身就是个难能揭示的问题（从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判断这里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即使我们承认人们的思想认识、确当的集体意向性和主流意识形态决定了一国的制度安排、政策选择和经济发展战略，下面这样一个看似浅层次的问题也就蛮够我们费脑筋的了：某一思想认识和理论洞见又是如何变成为决定一国命运的主流社会思潮的？举例来说，早在两千多年，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就意识到了人们的自利追求和市场交易是财富创造的最为有利和和有效的社会机制安排，明朝中期中国重要的思想家丘浚（1420－1495）在15世纪就在《大学衍义补》中发现了类似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运行原理，并主张政府应尽量减少对市场经济运行干预，但为什么司马迁和丘浚的主张和见解没有像斯密的《国富论》一样成为主导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或主流社会思潮而引导中国自发地孕生出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很显然，这里面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在其中，而远非是一维的决定论所能解释得了的。 

自生能力

    如果说在认识一国社会繁荣和经济增长的最终决定因素方面到目前为止仍然存有许多谜团，因而仍需要经济学家们进一步探讨并予以揭示的话，那么，从企业“自生能力”（viability）的微观视角来揭示20世纪下半叶以来转型国家的发展策略和经济绩效，却是林毅夫教授近些年来所独自开创的一条较为言之成理的经济解释之路。

    按照毅夫对近现代世界各国发展道路的理解，多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原计划经济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迫于大国生存竞争，均把赶超近代以来兴起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导向和经济目标。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基本法则的确当认识，这些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在制定本国的发展战略时，违背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原理，导致一些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并不符合一国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结果，这些企业生产成本相对而言更高，没有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的保护，就无法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生存。毅夫把这种企业称作为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

    按照这个标准定义，如果在一国中存在大量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这反过来也说明一国政府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是违反比较优势理论的，因而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从本国的“后发优势”中获益。不仅如此，若政府决策者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没有正确认识，仅凭自己赶超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良好愿望和长官意志任意制定本国的发展战略，有违比较优势原理，强行设立并持续扶植大量没自生能力的企业，这不但会致使一国的经济表现低下，而且会造成政府官员依靠权力寻租，并最终会导致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因而，按照毅夫的见解，那些有违比较优势战略的政府发展战略，一定会导致资源错配、激励不兼容、软预算约束和政府官员的腐败寻租，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经济停滞和社会危机的频繁发生。

    从上述分析问题的理路来看，毅夫提出“自生能力”这个概念是合宜的，既有广泛的解释力，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而，应该把自生能力视作为经济学——尤其是比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然而，我们却似乎不能止步于此。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认为一国的经济绩效差、经济停滞乃至社会动荡的原因在于该国存在大量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自生能力企业的产生与存在又在于政府决策者没能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致使政府决策者采取不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发展战略？是制度因素？还是认识问题？如果说是认识问题，那么，应该让决策者读经济学哪门学派的理论才能认识清楚比较优势原理？是让他们去研读亚当·斯密《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还是让他们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或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即使一些“政治企业家”（诺思语）相信了比较优势原理，他们又能任意地在各国的现实实践中制定并推行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建立并一大批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与其把它看成是一个完全是由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所决定的固定参数，而毋宁把它看成是随经济发展而变动不居的动态过程。譬如，新加坡并没有任何石油资源，但这却并没有阻碍新加坡到20世纪90年代已建立了国际上最先进的庞大炼油和重化工业，成为与荷兰鹿特丹、美国休斯敦并列的世界三大炼油中心之一。在20世纪50 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前，朝鲜半岛的重工业和矿产资源几乎全集中在北朝鲜，但这一要素禀赋结构并没有使北朝鲜在战后经济崛起，而倒是南韩在60年代之后迅速成长为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即使在中国国内也有反例。譬如，宝山钢铁公司在最初选址和初建时应该说并不符合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但这也并没有阻碍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宝钢逐渐成长和演变为一个在中国乃至当今世界上均具竞争力的现代钢铁集团。也许我们会问：到底宝钢集团现在是不是一个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到这里，我们似乎就有些清楚了，即使我们承认一国的大多数企业有没有自生能力是评估一国经济体制是否合宜的一个微观标准，但却仍然难能从这一概念或分析理路来解释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兴衰的最终原因。因为，企业的自生能力说到底是在特定制度安排下一种体制运行的结果，而显然不是某种体制产生、存在和是否有效率的原因。

出路在哪里？

    揭示国富国穷与经济兴衰繁荣的原因，已使经济学成为了揭示古汉语“经邦济世”“经世济民”意义上的“经济”之道的一门学问。这一方面决定了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的任务，另一方面也使经济学成为一种容易让人痴迷的学问。对此，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Robert E. Jr. Lucas）曾不无感慨地说，探讨社会兴衰和国富国穷之原因“诸如此类的问题所包含的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简直令人惊讶：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就不会再思考其他任何问题”。

    经济学家们痴迷于探讨国富国穷的原因，也一直困惑于经济社会繁荣兴衰的发生机制。2006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风暴跌宕起伏，全世界的经济陷入了新的一轮的经济衰退。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将持续多久、影响多深，经济学家们目前似乎谁也不敢给出个确定的说法和预期。面对扑溯迷离的全球经济前景，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似乎又感到手足无措，甚至慌乱不已。这足也以说明，从萨缪尔森到赫尔普曼这些国际一流经济学大师所说的目前人们仍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原因充满困惑，绝非是经济学家们的自谦之辞。

    当然，这样说也不否认自20世纪以来经济学各门类、各领域均得到了迅猛发展，经济学家们也业已作了大量工作，在个研究领域均取得了许多巨大的理论进展。然而，2006年年底以来全球金融风暴的风起云涌，200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均警示人们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还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中的“必然王国”。经济运行的自然法则不可违，经济学家在认识和解释经济运行的内在法则上依然任重道远。

    另一个显见得事实是，尽管经济学家们在认识经济增长的最终决定因素和商业周期的发生原因方面仍然充满诸多困惑，但是，在21世纪的现代社会，在东西方经济家们中间也正在逐渐形成一些共识，那就是分工和市场交换是到迄今为止人类所能发现的最为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因而是人类社会经济繁荣的最佳的途径。到目前为止，可能已经没有多少经济学家会怀疑这一点。反过来说，如果还有人怀疑这一点，就要对这个人是否还是经济学家打个问号了。经济学理论发展演变了200多年，到了21世纪初，人们突然发现似乎又转回到了亚当·斯密在18世纪所提出的分工和市场扩展秩序理论。

    按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理论发现，人类有喜好交易与交换的天生禀赋，这种天赋的自然发挥，会导致市场分工的自发演进和市场秩序的不断扩展。因而，按照斯密－哈耶克的市场秩序自发生成和不断扩展的理论，在任何族群和社会中，市场总会自发产生其成长和不断扩展的内在动力。因而，按照斯密和哈耶克的经济社会观，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如果没有某种社会安排和社会机制压制和阻抑人类市场秩序自发生成和成长，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应该是不期而然的。

    然而，近现代东西方社会演变的历史轨迹也表明，尽管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是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市场竞争机制本身却需要一定的抽象规则来确保其运行。没有抽象的规则来确保市场参与者的财产安全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就不会走太远。反过来说，人类社会在近现代之所以出现了人类前现代社会中所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恰恰在于从近代以来在各国逐渐产生了确保市场运行的财产的法律制度。但是，能够确保市场良序运作的财产的法律制度如何产生且自身如何才能良序工作？这好像已经不是纯经济学的任务了，而需要法学家、政治学家和伦理学家共同努力。但是，西方世界的近代的兴起和20世纪后半期东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历史均表明，良序运作的法律制度需要政府——乃至政府最高领导人——在法律的约束之下，从而政府是有限的和受法律所限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应该就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所业显露出来的“天道”（providence）。顺天道而行，社会就会有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就会有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持久繁荣。

    回到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分析理路中，我们会知道，要确保企业有自生能力，关键并不在于说服政府决策者按照比较优势的要求而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制定一国的正确发展战略，来设立企业，而在于把主要的经济决策由政府还回市场，交给市场中竞争博弈的企业家，并建立一定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使政府决策者只能按照经济运行的内在法则行事。

二00九年春节草于浙江上虞的炮竹声中

（林毅夫，《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0八年六月出版，定价：32元；《经济增长的秘密》，[美]E·赫尔普曼著，王世华、吴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00七年三月出版；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美]道格拉斯·诺思著，钟正生、邢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00八年一月出版）

坐失机遇：预备立宪百年祭

王铁群

(作者系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

原载《炎黄春秋》2009年2月号

　　1908年8月清朝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宪政时间表。在此前后，清廷为预备立宪做了大量工作，中国社会呈现民主社会的雏形。

 一

 　　宪政也称“宪政民主”、“立宪政体”，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政的本质是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其作用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宪法与宪政有别，宪法是文本、宣言；宪政是实践、制度。有宪法未必有宪政，有宪政必然有宪法。 

　　清朝最后10年，是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外力的压迫和国内要求变革的形势，清朝在1901—1911年对社会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被称为清末新政。在清末新政中，最重要的是日俄战争后的政治改革，即1905--1911年的预备立宪。 

　　1904--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结果君主立宪制的蕞尔小国日本战胜了农奴制的庞然大国俄罗斯。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日胜俄败，是立宪战胜专制的铁证。战争初期西方报纸就曾指出：“此战非俄日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两治术之战也。”国内报纸也强调，这场战争“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

　　在这一背景下，实行宪政、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成为许多高级官员和社会贤达的强烈呼声。

　　日俄战争一爆发，1904年2月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巡抚林绍年便联电奏请变法。1905年6月，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请以12年为期实行立宪。7月周馥又单衔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同月湖南巡抚端方入朝领受闽浙总督一职，也建议实行立宪。两广总督岑春煊也奏请“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出使各国大臣孙宝琦、杨枢、梁诚、汪大燮等也纷纷上奏朝廷，一致赞同立宪，强调“保邦致治”，“全出宪法一途”。1907年10月，著名学者马相伯在政闻社成立大会上大声疾呼废除专制，他在《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的演说中指出：“天下虽无绝对之良政治，而有绝对的恶政治…质而言之，则曰专制。专制政治，束缚人人之神我，使不得申，故有国家曾不如其无。故生为专制之国民者，必当以排除专制为唯一之义务。” 

　　这些高级官员和社会贤达在立宪问题上的共识和呼吁，成为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动力。

　　在朝野上下一致要求立宪的形势下，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宪政改革。

二

　　1908年8月，清朝宣布了宪政时间表：预备立宪出9年为限。在其《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中设计了预备立宪的进度：1909进行省咨议局选举；1910年资政院开院；1917年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清朝预备立宪，就是试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为实行正式的民主政治打下基础。

　　早在1906年9月1日，清朝就发布了《宣示预备立宪谕》。谕旨指出：“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鉴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等，“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虽然仍强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不可否认，该谕旨是中国专制统治者第一次对宪政制度的肯定和对两千年专制制度的否定。

　　两年后，清朝宣布了9年预备立宪期限。l908年8月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发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指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沉迷，扫除积习......所有人民应行练学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省督抚，督饬备属随时催办，勿任玩延。”谕旨明确要按期完成9年预备立宪：“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有学者指出，这是慈禧太后生前颁布的最后一道谕旨，也可说是她的政治遗嘱。

　　在宣布宪政时间表前后，或曰在预备立宪期间，慈禧太后大刀阔斧，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

　　1、考察西洋宪政

　　1905年9月清朝派遣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5大臣出使西洋，考察宪政。24日5大臣及随员登上火车，不料遭遇革命党炸弹恐怖活动。革命党吴樾怀揣炸弹，混入五大臣专车，“适因接驳车辆，车身猛退，而所携之炸弹，撞针受震，未及抛掷，轰然一声，血花铁片，飞溅人丛”。结果，炸伤载泽、绍英等人，吴樾也被炸死。《时报》评论说：“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乃今甫就道，而忽逢此绝大之惊险，虽五大臣均幸无恙．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

　　恐怖没有动摇清廷取法西方的决心。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电中说：“炸药爆发，奸徒反对宪政，意甚险恶，然益征立宪不可缓也。”(《时报1905年9月29日)1906年夏秋之季，考察团(徐世昌、绍英由尚其亨、李盛铎替代)先后回国，他们进呈了强国必须宪政的考察报告，力陈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强盛，“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之所以贫弱，“实以仍用专制政体之故”。强调中国若想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7页)他们还编成《列国政要》133卷及《欧美政治要义》18章，供立宪参考。

　　此后，清廷又多次派人出国，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

　　2、设立专职机构

　　1905年11月25日，清朝设立了专门的政治体制改革机构“考察政治馆”，其职责是“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法之与中国治体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呈进，候旨裁定。”(《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1907年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该机构为筹划预备立宪做了大量切实工作。 

　　3、成立资政院和咨议局

　　清朝预备立宪时期所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分别是国家议院和省议会的过渡形式。

　　1907年9月20日，光绪帝颁布《设资政院谕》，明确提出设立资政院：“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这表明统治阶层已公开认同现代民主制度。

　　1907年10月19日光绪帝又发布《着各省速设咨议局谕》。上谕要求“各省督抚均在省会速设咨议局，慎选公正明达官绅创办其事，即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作为该局议员，断不可使品行悖谬营私武断之人滥厕其间。”咨议局的职责是讨论“地方应兴应革事宜”，”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1908年7月，清朝颁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随即各省举行咨议局选举。1909年3月清朝下诏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到当年10月中旬，全国有16省的咨议局相继建立起来。1910年9月全国资政院开院。

　　资政院和咨议局的创设，使两千年中国政制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中国民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4、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1908年8月27日，清朝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一部君主立宪性质的法律文件。由专制政体升始向立宪政体过渡，自然希望并且习惯于君主保留较多的权力，这是不奇怪的，如规定了“统帅陆海军”等“君上大权”。但皇帝权力毕竟受到了限制，如虽规定皇帝“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但“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在与《大纲》同时颁布的《议院法要领》中规定：“国家之岁入岁出。每年预算，应由议院之协赞”，即经济大权也非皇帝专制了。

　　《钦定宪法大纲》宣布，”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还规定臣民的人身、财产、居住等权利均受法律保护。人民的权利第一次得到了法律的承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对《钦定宪法大纲》的两项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人们常常斥其为象征专制。其实该规定并不违反立宪精神，因为清朝试图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而世界上君主立宪国家都是君主世袭制，君主为国家元首，其尊严不可侵犯，何以清朝的这种规定就代表专制了？

　　《钦定宪法大纲》确认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方向，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宪法意义的法律文件，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5、推行地方自治

　　1905年8月清朝在奉天和直隶开始试办地方自治。1909年、1910年清廷接连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和《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在全国推行民主自治。

　　辛亥革命前，很多省区的地方自治机构已经成立过半，遍布全国的地方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讲习所等官方机构，培训了大批推行民主选举的骨干，地方自治运动蓬勃开展。

　　6、改革官制

　　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以三权分立原则，对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了改革。中央官制废除了隋朝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三省六部制，立法属资政院，行政属内阁各部，司法属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法部监督之)。地方则仿照中央，以省咨议局为立法机关，以总督、巡抚为地方行政机关，以高等审判厅为地方最高审判机关。各府、州、县的机关也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官制改革，为预备立宪奠定了基础。

　　7、实行君主立宪

　　1911年11月3日，清廷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宣布采取英国宪法的“虚君共和”制，实行责任内阁制。《十九信条》对君主的权力作了很大限制，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O4年版，第149页)，实际上这是一部议会君主制宪法。后来的一些宪法学家对其评价很高，认为它是“有清一代之唯一宪法，亦我国历史上之第一次宪法也”(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第56页)。“《十九信条》深得英宪之精神，以代议机关为全国政治之中枢，苟其施行，民治之功可期，独惜其出之太晚耳。倘能早十年宣布实行，清柞或因以不斩，未可知也!”(陈茹玄：《中国宪法史》第15页)

　　三

　　清朝预备立宪，使中国社会成为民主社会的雏形，即形成初步的、不成熟的、不完全的民主社会。

　　在选举方面。民主选举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是民主国家的根本标准。“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论选举权》，《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1908年按照清朝颁布的各省《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各省举行了咨议局选举，选举出的议员既有读书人，也有从政者和从事地方公益事业的人，他们具有问政的能力，质询、辩论，有声有色。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对陕西等地的咨议局选举评价说：“良知和礼节是首次各省咨议局开会的特点”(转见傅国涌：《不能小看的晚清咨议局》)。咨议局选举尽管存在不成熟现象，但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毕竞是由选票产生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分权制衡方面。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宪政的本质就是制衡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各种权益，防止民主制度变成独裁制度。三权分立是目前政治科学所知道的唯一能防止民主制度变成独裁制度的方法。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即以三权分立为原则，设立中央和府、州、县机关。

　　作为国会和省议会的过渡形式，资政院和咨议局一经设立，便履行起民主制衡和监督职能，行使起三权分立之一权，绝非今人熟知的橡皮图章所可比拟。《钦定宪法大纲》所附的《议院法要领》规定了“国家之岁入岁出，每年预算，应由议院之协赞”等权力，1911年预算案，资政院的议员们行使权力，详细审核，在我国破天荒第一次实行了预算监督。一个在华的西方记者观察说：“临时议会已在某种意义上掌握了过去从未指望的权力”(《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675页)省咨议局亦然，如张謇为议长的江苏咨议局，对督抚代表的强势行政力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制衡，当行政力量蛮横地抵制对他们的监督时，他们则用集体辞职的方式表达抗议。再如l911年湖北、四川等省的咨议局领导的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保路运动，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等。这些机构还组成联合会，领导国会请愿运动，如1910至1911车由各省咨议局和咨议局联合会领导了四次请开国会运动。总之，资政院和咨议局成为制衡和推动政府前进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其行动表明它们是具有独立品格的机构。

　　在舆论监督方面。舆论监督是民主的基础，即公民有权接触多种独立的信息来源，并对范围广泛的各种政治事务，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预备立宪期间，中国有了很大程度的言论和思想自由。预备立宪时期，民间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可以自由指陈时政，议论国事，抨击政府，宣传民主。“人人皆得本其本心之所自信，自由发表意见而无所屈避”(《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628页)。出版界可以大张旗鼓地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学、财政、政党、历史、教育等学说，如《民约论》、《万国宪法比较》、《议院提要》、《选举法要论》、《地方自治要鉴》、《立宪国法制述要》等上百种著作被翻译出版，其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对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1904—1907年问世的刘鹗《老残游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宝家的《官场现形记》，这些作品带有鲜明的社会批判色彩，表现了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和绝望，没有宽松的言论自由空间，它们是难以面世的。

　　在结社自由方面。在民主社会，公民有权结成独立的社团和组织，包括独立的政治党派和利益团体，以便组成压力集团，实现自己的各种权利。

　　预备立宪期间，中国有了很大程度的结社自由，预备立宪一宣布，“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的呼声便此起彼伏。到“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据考，清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个......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仅此三项相加，已达2千有余”(桑兵：《清末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74页)。

　　总之，清末新政打开了结束旧体制、开创新制度的通道，使中国自由度空前提高，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形成。，

　　四

　　清末预备立宪的实行，使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取代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经过数年的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宪政认识渐趋一致，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它昭示专制者，应该顺应时势，强力推动民主的实现。

　　但关键时刻，慈禧太后去世。2008年是慈禧过世一百年，慈禧一生恶行不少，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一切行为，尤其是她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了君主立宪制的时限，并采取了一系列预备立宪的措施。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离世后，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无能，使清廷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宣统皇帝登基次日，即1908年12月3日，发布《重申仍以“宣统八年为限实行宪政谕》强调9年预备立宪“期在必行，内外诸臣断不准观望迂延，贻误时机”(《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1909年3月6日清廷再次重申预备立宪。后又把预备立宪的年限由9年缩短为5年，并于1911年5月组织了失去人心的“皇族内阁”。即令最后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接受君主立宪，但和平演变的时机已被暴力革命切断。

　　随着清王朝的倒台，给中国带来无限希望的清末预备立宪也随之葬送。

　　清末“预备立宪”虽未成功，但其意义重大，值得纪念。

　　预备立宪虽有弊端，但决不是“假维新”。它是中国两千年“秦政”走向“宪政”的开端，是“宪政”在中国的最初试验。预备立宪承认了代议制、民众的基本权利、地方自治等；它的某些措施触动了清朝专制统治的根本，使中国单纯的专制制度不复存在；舆论监督、分权制衡日益发展，结社和言论自由日益扩大。这些使中国整个社会制度向着民主化方向迈进，中国呈现出民主社会的雏形。

　　预备立宪的推行，为中国民主积累了资源，准备了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预备立宪结束后，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仍在试行，新闻界和社团组织仍然发挥着民主作用，继续推动着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预备立宪的实践证明，只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闸门一打开，民主的浪潮必然汹涌澎湃。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该主动抓住机遇，与民间社会良性互动，积极推动国家的进步和民主。但慈禧太后之后的统治者已无力把握机遇。即使采取有益民主的措施，也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呼应。

　　最近邻邦小国不丹顺利地完成了大选，这是由国王辛格自上而下一手推动实行的民主制。凤凰卫视一位嘉宾引用国王辛格的话，解释他为什么要主动实行民主制，他认为推行民主就得趁国泰民安的时候，等到体制造成的社会问题全部暴露出来时，就可能一切都来不及了。清末预备立宪恰可做反证。

　　时光荏苒，转瞬百年。清末预备立宪曾经给中国带来无限希望，以至人们闻之莫不“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申报》l906年9月l6目)百年之后，令人感慨不已：历尽一个世纪的追求，“宪政‘依然是个梦想’”！

条件下启动内需之本

韦森

（1），200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演化动态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人素来有“三十而立”之说。然而，回首反观2008年的中国经济，好像他还没有成长为一个稳健沉着的成年人：2008年上半年，物价上涨、外贸遽增，经济快速增长，因而整个中国经济非常像一个跌跌撞撞、懵懵懂懂、亢奋不已的孩童。然而，到了2008年下半年之后，在整个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尽管决策层至今已经4次降息和大剂量的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措施频频推出，而经济增速却一路下滑，——如此看来，中国经济又好像是一位步履蹒跚、我行我素且反应迟钝的老翁。从政府决策层宏观政策演变的轨迹来看，也可谓是白云苍狗、云翻雨覆、跌荡起伏。上半年，基于对通胀率可能继续攀高的宏观经济形势判断，决策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再收紧。从货币政策上来说，2007年下半年，央行就6次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并6次加息。在此基础上，2008年上半年，央行又接连6次提高了银行准备金率，以至到2008年6月25日，银行准备金率已高达17.5%。在财政政策方面，自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9月，中国政府决策层也实际上采取了一种连续“调控”和“降温”的紧缩政策，其表现是：在2007年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共盈余了1650亿元的基础上，2008年1到6月份，政府的财政盈余又高达1.19多万亿元。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来说，在一年时间内有1.35多万亿的财政剩余，这对中国宏观经济“降温”乃至增速“下滑”，无疑起了切实有效的作用，而这一点目前至今还不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注意。

除了上半年政府决策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步步从紧外，国际经济环境也风起云涌，诡谲多变。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已，一波又一波的金融风暴，对全球经济不断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据有关国际机构估算，从2007年10月15日到2008年11月10日，全球金融市场已经蒸发掉了29万亿美元的资产。这个数字超过了美国、日本、德国、中国、英国、法国这6个大国2007年GDP的总和，接近2007年全世界60万亿美元GDP的一半。在一波又一波的全球金融恐慌的冲击下，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2008年接踵步入了经济衰退。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下滑乃至衰退，对目前已经具有很高外贸依存度的中国出口不断产生一些负面影响。2008年1至10月，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1886.7亿美元，增长24.4%，应该说仍是一个很高的增长速率。然而，自9月份以来，中国的外贸出口逐月下降，9月份增长21.4%，10月份的增速则下降到17.6%。按照海关最新的统计数据，到了11月份，中国的外贸出口出现了自2001年6月份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较上年同期下降了-2.2%。或许更令人担忧的是，2008年11月份，中国的进口额较上年同期下滑了17.9个百分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国内需求的进一步疲软。国家统计局12月16日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11月份我国发电量同比下降9.6%，创历史最大月度降幅。此前10月份，发电量出现4.65%的负增长，为10年来首次出现单月负增长。发电量的迅速减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内工业生产增速大幅减缓，从而导致市场对能源需求大大降低。上述数字均充分显示，中国宏观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增速下滑的通道。

2008年上半年决策层的货币政策不断从紧，股市“跌跌不休”，加重了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融资的困难。人民币接连升值，国际环境不断恶化，使从事外贸出口的中国企业成本攀高、订单减少，从而经营更加步履维艰。在此内外经济环境均有些险恶的情况下，企业税负却不断加重。按照财政部的统计数字，2008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了41.5%。企业税负的不断增加，对面临人民币升值、货币政策从紧，资金链短缺和劳动成本增加的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此情况下，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其它地区大量民营企业关停和倒闭，就不奇怪了。

2008年下半年以来外贸出口的逐月下滑，大批中小以及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停产或倒闭，自然会进一步对企业家的经营信心产生很大负面影响。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月报，中国企业家信心指数已经从2007第一季度前后的140上下的高位，跌落到2008年的第三季度的123.8。尤其是在2008年第三季度，各行业企业家信心指数全线回落，分别比二季度和上年同期回落11．0和19．2点。其中，房地产业企业家信心指数为仅96．4，比二季度回落22．0点，回落最为明显；制造业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19．3，也比二季度回落了13.6点。企业家信心指数的迅速下跌，自然意味着企业投资欲望的锐减，从而导致推动经济增长的四架发动机之一（其它三架居民家庭消费需求、政府购买和投资，以及为外贸出口）的企业投资动力严重不足，以致近乎“熄火”。

2008年以来，中国股市一路下跌，上证指数从2007年10月16日的最高点6124．04点的高位，一路“跌跌不止”，一度在2008年10月28日跌至1664.93点。据统计，中国金融资产到2008年的10月份已经缩水高达24.6万亿，这又差不多相当于2007年中国的GDP的总量。居民手中金融财富的大幅度缩水，自然会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到中国家庭的消费需求，并直接对居民家庭购置房地产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欲望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在此情况下，我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也一路下滑，从2007年11份的本来就不甚高的97一路下跌到2008年第三季度的93.8。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下滑，自然又显示了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架发动机居民家庭消费更加动力不足。

国内家庭消费需求持续下滑，企业家信心指数下挫，加上上半年政府1.19万多亿的财政盈余（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政府投资和政府购买方面的巨额紧缩），这种宏观环境和走势所导致的一个自然和必然结果就是中国的内需持续下滑。国内内需不断下滑，加上2007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和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所带来的全球经济放缓，这诸多负面因素综合到一起，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由此看来，自9月份以来，中国GDP增速逐月下滑，现在看来应该不是件什么难以理解的事。

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尽管在今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中已经是暗流汹涌，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又可谓是风起云涌、诡谲多变，然而，直到2008年的7到8月份，许多处在决策层的中国经济学家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的多负面因素正在不断积累和积聚这一事实，因而仍然坚持并主张把控制通胀率作为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和首要选项。然而，到了8月份，在各种负面消息不断传出、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乃至急速下滑已经显露一些端倪的情况下，决策层的宏观经济政策才来了一个180度的急转弯，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巨额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随即骤然推出，接着，大幅度降息等宽松的货币政策又连连出台。在11月上旬，中央政府又提出了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各地方政府有层层加码，以求保持和提高本省经济增长速度，以至24个省市刺激经济的计划投资总量高达18万亿。站在2008年岁末，回首近一两年来的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的物换星移和决策层宏观政策选项上的云翻雨覆、大落大起，真可谓是令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

了解了过去一年中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动态变化的环境因素和政策选项演变的轨迹，自然会对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不会感到意外了，从而对数万亿乃至十几万亿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该如何投放以及其预计效果有些基本判断了。

除了上述政策变量演变轨迹外，必须认识到，在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上，有一个显见的事实：经过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中国经济体内部出现了自1998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譬如，2007年，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达到4.89亿吨，比日本、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总和还多，已经占世界钢产量的40%。中国的水泥产量在2007年也达到13.5亿吨，占世界水泥生产总量的大约一半。煤炭产量中国在2008年也高达25.23亿吨，亦占全世界煤炭产量约60亿吨的42%以上。尽管在去年中国在高质优质钢材和煤炭中国去年仍然进口，但许多研究均表明，中国目前的低质量粗钢材和大部分地区煤炭生产能力已经过剩。这几年经济高速增长，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水泥。但整个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方面一出现不景气，巨大的水泥生产能力过剩也很快地昭显出来了。除了这些关系到国际民生和整个宏观经济基础产业外，中国制造业也绝大多数产业在过去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也基本上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包括化工、家电、纺织、汽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行业。譬如，目前中国的汽车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已经高达年产量1200万辆，但据估计目前每年大致只能销售800－850万辆。在过去内需疲软的情况下，中国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大规模生产能力过剩，为多年来持续和强劲的外贸出口增长所缓解了。然而，在目前全世界经济放缓和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制造业的大范围、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极其明显地凸现出来。在此格局中，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渐渐失去了向外“泄洪”的流出口，未来的中国经济能否保持一个相对高的速率继续增长，或言能否保持宏观经济增速不至于急剧下滑，关键就在于在于如何“向内”来启动内需“消化”了。

（2）中国大规模生产能力过剩条件下如何才能启动内需？

如何才能启动国内需求，从而消化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从而保持宏观经济增速不致急速下滑？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内需（即“国内需求”）有三个要素，因而，要启动内需，也要从三个方面分别有所动作：第一政府财政购买和政府投资；第二，企业投资；第三，家庭消费。这三个方面，无疑都与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密不可分。

首先，今年11月上旬，中央政府决策层推出高达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的计划，各级地方政府又在加码配套加入这刺激各地经济增长的宏大计划。根据对目前已公布投资计划的24个省市的合算，全国投资计划总额已经接近18万亿元。由此来看，在2009年和未来两三年中，拉动内需方面的政府购买和政府投资的动力似乎不会缺乏。然而，问题是：这4万亿乃至18万亿资金从何而来？又有多少能付诸实施？如果绝大部分投入基本建设或按发改委的意向投向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等9大“支柱产业”，又能在长期中拉动内需多少？在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中又会挤出多少民间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归根到底，这巨额的政府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有多少来自政府的财政预算？如果这样来追问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在2009年以及今后数年中，政府投资方面能真正促动内需的，实际上在于在2009年以及今后数年中能有多少预算赤字，其它方面均是虚的。在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后，接近财政部的消息人士透漏，2009年财政预算赤字总规模将创纪录地达到5000亿元。如果这一消息时真实的，这5000亿在短期内对拉动中国的内需会产生切实的影响。

其次，要想拉动内需，单靠政府购买和政府公共投资增加这一个刺激经济增长的因素“唱独角戏”显然不够，还必须大幅度地提高企业界、尤其是关系到经济增长的房地产行业和民营企业的企业家信心。在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和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尤其是出口需求持续减弱——的情况下，要提高企业家的信心指数，从而敢于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显然不是件容易事，2008年11月份决策层提出的数万亿刺激经济的计划，从目前来看对提升企业家信心指数收效甚微。在目前的格局下，由于中国企业实际上已经税负过重，合宜的政策选择是：与其通过高税收、高财政支出来拉动政府方面的高投资——从而实际上是政府替企业花钱，不如采取大幅度地降低企业各种税负，把资金留给企业自己去花、去投资。尤其是考虑到目前很多中国企业——尤其是许多民营中小企业——资金链短缺，经营困难，政府目前最适宜的政策选项，恐怕莫过于降低经营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其它各种税负了。只有企业税负真正减轻了，企业有盈利的预期和“理性计算”了，看出了赚钱的商机，企业家的信心指数才会提升，企业才会扩大投资和改进技术，进行产品更新换代和企业技术升级，从而才能真正启动企业投资扩张所引致的国内投资需求的增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无论政府在多大规模上采取赤字财政政策，也不管企业投资和扩张是否有新一轮的启动，但无论是从长期来讲，还是从短期来看，如果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继续疲软，在国内生产能力大规模过剩而世界经济又频临衰颓从而中国产品出口增长将进一步下滑的情况下，任何启动内需的政策都将会落空或收效甚微。换句话说，改变多年来国内居民和家庭消费持续疲软的状况，是拉动内需的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否收效的最终决定因素。然而，现在问题是，如何才能改变居民消费需求多年持续不振的格局？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还在于弄清近些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居民消费需求一直不振现状及其原因。

从国际比较和当代中国经济的演变历史两方面来看，目前我国消费率均太低，而固定资产投资率太高，积累与消费比例已经严重失衡。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5.4%，资本形成率为42.9%，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2.8%。近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最终消费率却不断下降。按照商务部最近的统计数字，2007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只有36%左右，三年时间下降了19.4个百分点。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费率约77%（美国消费占GDP的份额为86％，德国为78％；日本为75％），固定资本形成率为23%。结果，2007年，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0多个百分点。更令人感到有些怵目惊心的是，目前的中国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比较也有相当大的差距；不仅低于过去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对于这一点，美国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拉德（Nicholas R. Lardy）曾在2008年10月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放慢脚步”文章中称：“中国的家庭消费支出在过去10年中增长较慢，现在仅占总产出值的三分之一略高，是全球所有国家中最低的。”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最终消费率——尤其是居民家庭的消费率——不断降低？这里大致有以下几个因素：

（1）最近几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超高速增长，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低于同期的政府财力增长。按照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和新疆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杜树章博士的研究，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近些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增加了1.2倍（见图1）。近些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例下降更快。譬如，

图1.  政府财政、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情况

在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由2000年的51.4%降低为2007年的39.7%，7年中下降了11.7个百分点。在政府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近十几年来每年增幅大都超过20％）、企业利润率也有所攀高的同时，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结果自然是“国富民穷”。这是近些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的最根本原因。

（2）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从总体上来说各阶层和各地区居民的收入都增加了，但是由于我们现存的体制和制度原因，一些人在近些年的市场化过程中积累社会财富极其迅速，而大多数民众的收入增加速度相对而言比较缓慢，这就导致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和社会财富占有中的差距不断拉大。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3，到1990年，就增加到0.35；到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攀升到0.42。自2005年以来，来自国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数据均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在0.47以上，超过了美国、俄罗斯，更超过印度的0.36，已经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另外，按照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的一项研究，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 11.37倍，远远高于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 5.52倍和菲律宾的9.11倍。中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社会收入分配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社会财富向直接掌握着权力以及与权力有关系的人们的手中快速积聚，就在我们的宏观经济格局乃至社会的基本安排上产生两个明显的后果：其一，由于富人过富和穷人太穷，就会出现“富人有钱无处花（消费），穷人有钱不敢花”的情形，从而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长期经济增长乏力，—— 这正是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情形。近些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家庭消费一直疲软，这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自然会加大低收入群体的不满，从而加剧社会冲突，如游行、罢工，乃至社会动乱。这无疑对实现政府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中国宏观经济放缓、企业倒闭、失业增加——尤其是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的现存格局中，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了。

（3）即使低收入家庭收入增加了，大多数低收入家庭还是不敢消费，而是有限的钱存储起来？为什么是如此？把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大多数低收入家庭有钱不敢花，而是存起来以备生病、失业和支付子女教育方面的开支和其它不虞之需。从社保方面来看，按照一些国际组织的最近数据，发达国家用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一般在30%-50%，而几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仅11%-12%。另外不得不指出的是，尽管GDP猛涨，政府财政收入自1994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双倍于甚至三倍于GDP的增长，但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直接维系民生的公共文化与公共卫生等财政投入却落在世界各国的末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新近数据，中国目前投入医疗的钱还不足GDP的1%，在196个国家的排名中排行第156。医保、社保不到位，政府投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比较低，更影响了人们的消费和储蓄倾向。譬如，按照国家统计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所给出的数字，多年来，我国国家财政性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在3.0%以下徘徊，2005年仅为2.82%，2006年为3.0%。2007年，这一比例有所提高，达到了3.32%，但还远未达到政府前些年提出的在20世纪末要占GDP的4％的目标（见图2）。从全世界来看，目前全世界各国仅投在高等教育的经费就占GDP的平均值就为4.8%，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也为4.2%。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经费总投入比例实在是“少得可怜”。

图2. 中国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

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以及校办产业减免税等项。该指标反映了各级政府该年度内对教育的总支出情况。

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方面的投入不足，一方面导致全国各地个大学几乎普遍出现了巨额的负债，另一方面也致使高校对学生的收费在学校实际经费运营中的比例不断攀高。譬如，国内有研究发现，1995至2000年，中国高等教育政府投资占高等教育全部经费的比例，由70%下降到56%，而学生交费占高等教育全部经费的比例则由30%上升到44%。家庭个人培养子女上学——尤其是上大学——所需的费用大幅度增加，也自然会影响中国普通家庭的消费倾向，导致人们即使收入一时增加了，仅为为了子女的教育和上大学，也不敢花，而是不断存储起来，以应付一大笔子女的教育支出和各种不虞之需。

以上三个因素综合起作用，中国居民收入即使增加了，也不敢消费。最终所导致的结果是，居民家庭的消费率在近些年高速增长时期持续下滑，最终导致中国最终消费需求疲软。

理清了最终制约和决定国内总需求不足的最终消费需求疲软并多年来持续下降的原因，也就大致知道我们的经济体系和制度的问题症结之所在了。今年下半年以来，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只不过把这些问题鲜明地暴露了出来而已。基于上述因素分析，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宏观经济格局中，要启动内需，以确保中国经济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可持续的增长，关键就在于要根本调整我们的宏观政策基本导向，并相应地改革我们的财税体制和政治体制，解决以上制约国内最终消费不足的三个体制和政策导向上的深层次问题。只要彻底扭转了劳动者收入在国民经济份额持续下降的趋势，采取并真正贯彻了实实在在的“富民”政策，才能有望真正启动内需。

（3）如何启动中国家庭的居民消费需求快速增长？

根据上述导致近几年中国最终消费不断下降的三个因素，在“切实富民”和启动国内最终消费需求方面，目前看来大致也有三个可能的政策选项：

第一，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劳动收入税率和增加工资等多项政策选择，来较快地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尤其快速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尽快并迅速扭转劳动收入占GDP份额下降的趋势。在这方面，要学习日本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做法和经验，制定出鲜明的且切实有效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富民”计划。

第二，要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做些文章，扭转并切实改进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在快速和较大程度上提高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收入的同时，要有意识地且大幅度地降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和份额，并通过推出一些财税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提高政府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加大人大代表对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的监督，推行依法行政和阳光财政，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渠道和可能。这将是改进中国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仍在不断拉大的根本之策。

第三，尽快推出能使全社会绝大多数城乡居民能得到真正实惠的医改方案，并投巨资加强社保体制的建设。譬如，在未来的财政预算支出和4万亿诸如此类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案中，要真正舍得切出一大块来来用于医改和社保方面的支出。在目前财政状况相对还比较宽余的情况下，与其花巨额资金来扶持生产能力已经大幅度过剩的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9大产业，与其把巨额资金投向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码头等已经相对宽余的——如果说还没达致过剩的程度的话——大型工程和设施的建设，不如在目前相对宽余的政府财政收入的情况下，把巨量资金投于医保、社保、教育以及科学、文化等公共服务部门，从而提高全国的医疗效率、教育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以及教科文卫的服务水平和效率。反过来说，只有医保、社保搞好了，普通家庭的子女的教育投资的私人花费相对减少了，人们才会对未来有确定的预期，才敢花钱，才敢消费。也只有这样，居民家庭消费和国内需求才会被真正撬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是可持续的，才会走向一个财富增加拉动消费、消费增长拉动投资、企业投资扩张推动整个经济增长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相反，如果把这4万亿乃至18万亿诸如此类的刺激经济增长巨额资金仍然投在什么9大产业和大型工程项目上，结果将会是内需依然拉动不起来，却加剧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过剩。这样做下去，即使在短期中保住了经济增长的速率，却把更多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推向未来，使我国经济在未来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和更长久的问题。

最后也必须指出，除了上述三个可考虑的宏观政策选项外，深化金融体制建设与改革，使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更加透明、规范和公正地运作，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保持股市稳定的增长，对拉动内需也有诸多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只有社会绝大多数人觉得手中的财富不断增加了，经济才会走向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只有当人们时时感到手中的金融资产和财富不断增加，并对未来有较为确定的预期，他们才敢花钱，才敢消费。由此来看，尽管股市的稳定和繁荣乍看来与内需没有直接作用，但在现代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千丝万缕地连接在一起从而人们手中的金融资产和货币资产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分不清的情况下，只有股市的持续繁荣，才会有持续的消费增加和持续的投资增长。从这个意义来说，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应该是实体部门的真实增长的先导和点火器。从这一视角来看，在实体部门经济步步趋冷的格局中，决策层应该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推动股市、期货市场发展以及债券发行规模，并积极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从而通过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来提高人们的信心，来切实增加人们手中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财富。这样做了，会进一步促进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投资欲望，从而提高人们的信心，以促使整个经济尽快的复苏。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目前国内宏观经济的基本格局和世界经济趋于衰颓的大环境中，要真正启动内需，要确保中国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在目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实施新的“减税计划”，大幅度地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负，并加大在医保、社保、城乡公共设施和其它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改变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向政府倾斜、财富越来越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的趋势，并要彻底改变积累率远远高于消费率现实格局，真正实现“让利于民”和“藏富于民”。只有这样，才能预期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逐步富裕的同时，要让全体国民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这样才能够彻底消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所面临的内需不足的瓶颈问题。

本文为作者2008年12月23日在复旦的一个讲演稿，1月19日晨改定

赖建诚

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史教授

【韦森按】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各方面的消息均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正在不断下滑。在国内各行各业几乎都面临着巨大生产能力过剩的基本格局中，许多深受国际金融动荡的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需求又正在减少，因而，中国宏观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已势在必然。在此情况下，如何判断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从而采用什么样合宜的宏观经济决策？是继续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把4万亿甚至更多的资金投在扶持已经生产能力大幅度过剩的十大产业是否是合宜的政策选择？中国经济怎样才能走向一个较常时期的可持续发展轨道？回顾并反思日本在20世纪50到70年代的经济发展过程及其经验可能不无益处。基于这种考虑，这里谨把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赖建诚教授的一篇文章转贴到这里，与网友和学生分享。

    2009年元月17日于宁波

       二次大戰後，「經濟發展」成為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幾十年間的研究，得到一項共同的認知：出口是經濟成長的引擎，貿易對新興國家的成長尤其重要。戰後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國家，是從被夷為平地之後迅速興起的日本。1950-90年間，日本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重要性，已是舉世公認：日本的外匯存底長期穩居世界第一，第二名是西德，第三名是以「一滴外匯一滴血」積極累積外匯的台灣。（2006年10月底，台灣的外匯存底為2,618.21億美元，世界第3名。第1名是大陸，2006年10月底破兆；第2名是日本）。

       牛津大學經濟系的Andrea Boltho博士，運用1913至1990年間的各種統計數據，告訴我們說：外銷並不是日本經濟成長的引擎，真正重要的，是日本國內市場的大幅增長。換句話說：國內需求（內需）才是經濟成長的主力，尤其是1952-73這段關鍵性的快速繁榮期。大家所看到的優異出口表現，其實是國內市場需求成功之後的必然成果。外銷對日本經濟確實有過助益，但並非不可或缺的原動力，而是在景氣衰退時，幫助景氣加速回升的助力。

       整體而言，在1885-1990這一百年間，日本只有1885-1913（中國辛亥革命之前）、1937-52（中日戰爭至戰敗復原前），這兩個時段的經濟成長率較差。以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成長率來說，日本和先進國家（OECD）的對比是：

此表顯示，日本經濟成長最驚人的時段，是1913-37、1952-73、1973-90。學界有兩種對立性的見解。

(1)明治時期，日本的出口以蠶絲為主，對外採取高關稅來保護國內產品，主要的競爭者都在國內。日本從1911年到1970年間，對內延續這種高關稅的保護政策，對外採取積極的出口政策，才會有這麼高的成長率。

(2)另一種看法是：日本在高關稅保護期間（1970年代初期之前）的經濟成長，基本上是國內市場的大幅成長期（擴大內需），帶動了大量生產，進而提高品質與降低成本，才能在1970年代的國際市場迅速崛起，維持至今日的雄霸地位。

這兩種見解都有研究結果支持，Boltho提出新的證據，用簡潔的圖表來支持第(2)種見解。他認為1895-1990年間，日本的經濟成長三部曲是：(1)進口國外先進產品，(2)國內市場增長，(3)進國際市場。

要怎麼證明呢？他先做簡單的Granger因果分析：(1)是出口的成長導致GDP的成長呢？(2)或是反過來，GDP的成長帶動出口的增加？他以1913-37、1952-73、1973-90三個時段，來做因果分析，結果很明顯：(1)出口對GDP的成長沒有因果關係；(2)相反地，GDP的成長對出口有顯著因果。

       接下來看第二項證據：日本的出口額在二戰後大幅增長，是否因為採低價競爭？Boltho對比(1)日本出口品的國內批發價格變動幅度，(2)國際競爭對手出口品的價格變動程度。答案是：確實，日本出口品價格下降的幅度，比國際競爭對手來得大，但差距並不明顯到足以解釋，為何在同一段時間，日本的出口量會如此鉅額上升。也就是說，價格競爭應該不是關鍵，產品的新穎性與品質的可靠度可能更重要。

       第三項證據是出口數量的變化。1913-90年間，日本出口額的成長率，都明顯高於全世界的平均出口成長率。讓人較意外的是：雖然日本的出口成長率很驚人，但國內市場的成長率更驚人；在不同的時段都是如此，顯示國內市場更是GDP快速成長的主因。

       第四個要考慮的因素是，日本是否採取低匯率政策，讓日圓被低估，刻意用貶值來刺激出口？我記得1960年代讀初高中時，一直有個印象：10日圓等於1台幣，40台幣等於1美元，也就是說1美元等於4百日圓。1990年代末期，日圓已升到100日圓等於1美元（升值4倍）。

這是個人的印象，Boltho提供我們一條趨勢圖：在1949-90年間，若以1949年日圓與美元的匯率指數為100，那我們會明顯看到，這40年間的日圓升值得很快，從來沒跌入100以下，甚至一路上升，到1988年時，指數已突破200。所傳達的明顯訊息是：二戰後日圓的走勢比美元強勁，日圓的實質購買力增強兩倍以上，完全沒有被低估，不是採貶值政策來刺激出口。

       第五項是我認為最有力的證據，對比重要產業的三項數值：生產額、出口額、進口額。以汽車業為例，日本在1950年代初期，就開始生產汽車，數量增長得很快。到1958年左右才開始外銷，數量也增長得很快。在進口方面，在1950年代初期有少量進口（工業用車為主），1958年時就幾乎不進口了，1960年代才再度進口，數量雖有增加，但遠少於出口的數量。汽車業是個顯著的代表：在國內市場增長之後，才開始出口。

這種情況在機車、鐘錶、機械工具、電視業表現得更明顯：國內大幅生產的時間與大幅出口的時間，在機車業是相差10年，鐘錶業差13年，機械工具、電視都差8年。這幾項產業都是日本在國際市場上的強項，但毫無例外地，都是國內市場比國外市場更早成長。

       這種時間的落差，在上述的「傳統產業」很明顯。1970年代起的「新興產業」，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興起的「時間落差」，就明顯縮小了。電子計算機、影印機、電視螢幕、傳真機這類產品，都是在國內市場興起之後兩三年內，就在國際市場上大放異彩。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有兩點相同：國內市場較早起步，國內需求大於國際需求；但有一點不同：新興產業占總出口金額的比例並不高，1970-90年間只占出口總值的4%。

       上述的五項證據，支持Ohkawa與Rosovsky在1973年發表的見解：日本的出口成長率很高，是因為日本的經濟成長率很高；而不是因為出口的成長率高，才導致經濟的成長率高。

參考文獻

Boltho, Andrea (1996): “Was Japanese growth export-led?”, Oxford Economic Papers, 48:415-32.

Ohkawa, K and Henry Rosovsky (1973):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erry Miller

原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09年 01月 15日 09:19

http://chinese.wsj.com/gb/20090115/opn092030.asp?source=email

【韦森按】在全球金融风暴跌宕起伏、乞灵于政府干预主义的呼声甚嚣尘上的当今世界，读读作者的这篇文章，也许不无教益。

                                                   韦森于2009-1-16晨谨识于复旦

正如前得克萨斯大学橄榄球队教练达雷尔•罗伊(Darrell Royal)常说的，当面对一场极富挑战性的比赛时，你需要“和把自己带到舞会上的人共舞”。 罗伊的意思是，即便是面临艰巨的新挑战，一个人最好也别丢掉曾让他取得成功的“制胜法则”。在眼下美国和其他经济体面临恢复经济增长的艰巨任务时，这是一个不错的忠告。 

这里的“舞会”就是二战结束以来全世界经历的长达60年之久的不断繁荣。194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1.6万亿美元（以2000年美元价值计算），人均GDP略高于1.1万美元。2007年的GDP为11.5万亿美元，人均约3.8万美元。相当于每过一代，平均收入增长一倍。这要归功于自由市场在资本和劳动力配置上的高效率。 

按照政治左翼人士的说法，资本主义──也就是美国在这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期的舞伴──不再是舞池里看起来最聪明的舞伴。他们更喜欢其他体系的模样，比如社会主义。不过，尽管最近遭受了挫折，这些人仍难以否认资本主义比对手的舞步更轻盈，与音乐更合拍。 

十五年来，《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一直在用“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衡量各国致力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程度。于本周公布的2009年指数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经济保持最大自由度的国家在提升全民富足上的表现也最出色。 

今年的数据再次证实了经济自由和国民收入之间正相关的关系。在经济最自由的国家，人均收入比列为“受压制”一级的国家高出10倍以上。今年，这一指数还首次将经济自由度与重要的社会价值（包括脱贫、人类发展、政治自由和环境保护）联系起来，其相关性非常高，经济自由的国家在各项民生指标上明显更好。 

对于那些试图在眼下这场危机中摒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人，他们需要好好看看曾经这么做的国家的现状。2009年，津巴布韦成为经济自由度下滑最严重的国家，降了6.7点（指数范围在0-100点），跌至倒数第二位。寅吃卯粮、侵占土地和资源、政府扶持个别企业等因素损害了经济；极度通货膨胀和腐败问题令该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委内瑞拉的经济自由度下滑幅度位居第二，跌了4.8点，原因是价格控制、货币贬值、国有化和腐败问题──这些都是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式玻利维亚共产主义的特征。 

香港和新加坡再次成为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地区或国家，澳大利亚、爱尔兰和新西兰位列其后。今年美国下滑一个名次，降至第六位，原因是税收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双双上升。 

经济自由度指数中上升最明显的仍是东欧和前苏联国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波黑、摩尔多瓦、立陶宛和罗马尼亚的经济自由度都比指数创立之初增长了至少20点。过去10年来，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7.4%。 

在今年的一个特别章节中，《华尔街日报》的斯蒂芬•摩尔(Stephen Moore)按年份列出了减税（特别是企业税的削减）对东欧国家以及爱尔兰等国的经济增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些国家的公民几十年来都生活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现在很多人呼吁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也采用计划经济）。他们仍记得社会主义的“笨手笨脚”和政府“踩错舞步”，正是这些造成了国家经济上的灾难。如今他们已经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快舞，并且在享受由此带来的很多好处，此时更换“舞伴”将是个悲剧性的错误。 

如果为了应对眼下的困境，世界上的发达经济体放弃曾经在过去半个世纪让它们和世界其他国家享受了极大繁荣的体系，这的确是莫大的讽刺。经济自由度指数提供了这一进程的记录。它记载了经济发展的进程，并证明最好的方法是靠着我们原来的舞伴，跟着市场的节奏继续舞动。 

（编者按：Terry Miller现任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贸易与经济中心主任。他与Kim R. Holmes合着了《2009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2009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在heritage.org/index有售。）

2009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The Link Between Economic Opportunity & Prosperity

A product of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bou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Founded in 1973,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is a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e - a think tank - whose mission is to formulate and promote conservative public polici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free enterprise, limited government, individual freedom, traditional American values, and a strong national defense。

最近由上海格致出版社出版

自序

            “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人类的种种秩序，亦不是必须在某一种此类秩序中实施的人类行为（“公民义务”），

           而是人不破坏这些秩序，是人面对这些秩序的勿为。”

—— 卡尔 ·巴特，《罗马书释义》[1]

     目前这部《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是继《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2]之后笔者的第二本学术论文集。从时间上来说，除了两三篇文章是2000年之前写作的外，收入这部文集的文章，大都是笔者近几年的新作，且大部分均已经发表在国内一些学术刊物和报刊杂志上。由于笔者这些年来所撰写的学术论文一般都比较长（有的长达数万字），在先前一些学术期刊和报刊杂志发表它们时，一般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删节，而现在收入这部文集的文章，全部恢复了笔者撰写它们时的原貌。

    从内容上来看，这部文集第一篇里的一组文章，主要是讲经济学的性质和方法论问题，并从中对中国经济学的现状和前景做了笔者的一些评估和预期，—— 尤其是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谈了笔者的一些看法。第二篇的一组文章大致探讨了“经济伦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主要对道德与理性、道德与制度，以及道德与市场惯例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些梳理和辨析。第三篇的文章是一些书序和书评，主要从文化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研究视角探究了文化精神——尤其是企业家精神和人们的经商精神——在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四篇的文章集中评述和分析了哈耶克与诺思在制度形成以及制度变迁问题上的观点，并比较了二人学术见解的异同，其中最后一篇文章“再评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不久前刚完成的近作。最后，在第五篇，笔者从纯粹理论经济学探讨，走向了较现实的中国经济与社会问题，从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分析视角探讨一个良序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政制条件和制度环境，并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对在当下中国社会格局中如何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开启法治国和现代宪政民主政制建设，谈了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从这部文章的整体结构和每一篇文章中，读者也许均能读得出来，尽管这些年来笔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层面上比较侧重于思辨的理论思维思考，但这些灰色思辨的学术探究的最终学术目标，却始终指向中国的现实经济与社会问题，尤其是指向现代市场秩序良序运作的深层的制度和文化基础。

    这里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在荟编这部文集的文章时，每篇文章都基本上保持了笔者在撰写它们时的原来的观点和文本不动，而只是对个别词汇——主要是打字输入时的错字、白字——做了一些调整。应该说，自2001年3月从剑桥大学经济学院访学归来后，随着自己阅读面的拓宽和学术探讨的深入，笔者已经修正了一些先前的观点。但是，尽管如此，在荟编这部文集时，我还是基本上保持自己前几年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章时的一些观点和文本大致不变。我想，也许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纪录和保留自己学术探索过程的轨迹。譬如，在1998年从澳大利亚回国进行教学、研究和写作的最初几年中，我研读哈耶克的文著比较多，且深受其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的影响，并进而从哈耶克社会理论的视角对诺思的新制度史学的观点做了一些反思性的批评。几年过去了，我现在发现，当时对诺思教授的学术观点的一些批评可能略微“有失偏颇”。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后，诺思教授本人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立场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和“改进”，如他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变得更注重从非正式约束自发演化生成的视角来诠释和建构他的制度变迁理论了。结果，数年之后重读诺思教授的著作，笔者觉得他的理论“别有一番韵味”和“深刻学术洞识”。在这个过程中，笔者自己对哈耶克的社会理论，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盲目地“全盘接受”了，并相应地进行了一些反思的审视和商榷，——尽管我目前仍然深信哈耶克确是当代人类学术殿堂中一个思想深邃的理论大师，他的许多洞见不仅在现在而且在将来对思考核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仍然有深刻和久远的意义。尽管近几年笔者自己的思想认识有了上述转变——如果说不是自我“加深”和“提高”的话，但是，在荟编这部文集的文章时，我仍然保持了第四篇前面3篇文章写作时的原貌，而其中对哈耶克和诺思思想和观点评述中的一些拙见，在学界的同仁和朋友——尤其是一些年轻学者朋友——中间，大家都可能都比较熟悉了。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笔者对哈耶克和诺思两位思想大师的理论和观点的新近认识，以及笔者自个对人类社会的制度形成与变迁过程及其机理的新近理论理解，更多地——或者更精确地说大致反映在——收入这部文集中的一篇近作“再评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的长文中了。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周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市场化的当代中国社会正在一步步走向一个十字路口。已经市场化的中国社会未来将走向何方？已经连续3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良序运作的伦理基础以及文化与制度环境和条件是什么？能保持一个现代国家长治久安的政制架构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在这些摆在中国政府政策决策者、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之前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首先需要并切实要求我们能在一个相对宽松、自由、平和和开放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心态中进行探索和对话。基于这一考虑，笔者由衷地希望，捧献给读者的这本文集，能够增益于学界对这些大是大非——或言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而言“性命攸关”——的大问题的理论对话与思考。

    是为序。

韦森于2008年8月28日下午谨识于复旦

两难困境的出路在于深化政府体制改革

韦森

不久前，号称“香江（港）第一健笔”的著名专栏作家林行止先生在谈到最近世界粮价上涨的原因时，曾偶然说道，过去数十年来，他自己一直是个自由市场体制的信奉者和弘扬者，然而，当看到现今世界上一些市场垄断者运用太多不公平手段来进行欺诈性活动来抬控粮价的现象时，他希望中国大陆不要彻底走向“资本主义”，并相信“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维系社会公平”。此言一出，立即在香港业界和大陆媒体引发了不小的震动。此言论曾被香港和国内一些媒体炒作为林行止的“改宗”。

事实果真是如此？许多学者马上对此表示怀疑。譬如，著名学者甘阳就认为，尽管在当今金融全球化过程中“资本的投机性越发明显，资本主义正变得更加‘劣质’”，但是他仍然不认为林行止已经改了宗。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则认为，林行止的“改宗”，只是表面，而实质则是香港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公平愈发失衡给知识分子所带来的思想冲击。

由于近些年来中国大陆的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且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林行止和香港媒体以及学界的这些言论，自然也会在大陆学界和媒体中引起一定的反响。譬如，国内著名中青年学者秋风就认为，应该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格局中深入讨论公平与效率问题。他还认为，只有建立法治国家，让每个人在法律上实现平等的自由和权利，才能使人们感觉到社会更加公平。

大陆媒体以及学界对林行止的一点偶然议论就有如此大的反响，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当今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今天是到了认真思考当今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与政治体制安排之间关系的时候了。

当今中国人们感到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原因在哪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可比价格来计算，中国自1978年以来已保持了一个年平均9.8%的GDP增长速率；中国的人均GDP在2007年也已接近2400多美元，在30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高达8.2%。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拉大。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分配差距在急剧拉大。这是一个从国家统计局和一些国际组织的各种经济指标中都显示出来的事实，而不仅仅是个人们的感觉问题。譬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3，到1990年，就增加到0.35；到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攀升到0.42。自2005年以来，来自国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数据均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在0.47以上，超过美国、俄罗斯，更超过印度的0.36，已经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按照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的一项研究，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 11.37倍，远远高于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 5.52倍和菲律宾的9.11倍。另外，按照2007年11月1日《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2007年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上榜的400位中国富豪的财富总和为2800亿美元，比2006年增加了1640亿美元。《福布斯》由此得出结论称，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亿万富豪最多的国家之一。近几年的房地产热和2006年到2007年底中国股市的大幅度上涨，显然又在当今中国社会中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财富再分配过程，使社会财富进一步向富人手中快速积聚。在这样一种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更进一步拉大，这亦是事实。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平等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变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中一个焦点，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很显然，在我国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社会安定，也会最终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收入分配中的平等、公平、正义与效率

谈到当今中国社会中收入分配不断拉大的问题和趋势时，人们常谈“公平与效率”问题，这实际上是个不甚确切的说法，并往往会造成一定的误识。因为，在国际上一些当代政治哲学、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文著中，学者们多是从“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来讨论问题，而不是讲“公平与效率”。并且，平等、公平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正义，无论是在英文中，还是在中文中，是密切关联的三个概念，但各自的含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当今中国的社会格局中，要讨论“平等与效率”的问题，有必要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三个概念的相互关系。

首先，在当代社会科学中，人们所常说的“平等与效率”问题中的“平等”，在英文中为“equality”，其涵义为“the state or quality being equal”，而“equal”的含义比较明确：“相等的”，“相同的”、“平等的”。具体到人们的社会收入分配来说，如果收入分配差距很大，基尼系数很高，或者少数人占有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人们就会认为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但是，这种格局否是公平和正义的，那则另当别论了。另外，当人们从社会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谈论“平等”问题时，显然是指作为经济运行结果的一种格局，即与各人和各阶层收入多寡以及与其他个人和阶层进行数量比较而言的一种均等状态，并实际上含有人们在社会收入分配中同等份额的意思。当然，平等，并不仅仅意味着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中的“平均”。譬如，当人们谈到“机会平等”时，实际上是指“权利平等”，而不是指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多寡上的均等。

其次，所谓“公平”，在英文中是“fairness”，其涵义是“treating people equally without favouritism or discrimination”。由此看来，当人们说要“公平”时，不能在权利和机会选择中区别和差别待人，要“一视同仁”，即任何个人在社会和市场选择中均秉有同样的权利。社会选择理论中人们常说的“机会平等”，恰恰是在这种意义上讲的。从这个意义上，公平与平等又是等价的，或者说平等是公平的一个核心价值标准。

第三，人们所常说的“正义”，在英文中为“justice”。这个词有时亦被翻译为“公正”。它在英文中的含义主要是“the quality of being morally right, fair and reasonable”。从辞义上来看，正义或公正，显然与“公平”相关，但二者显然又有些细微的区别。非公平的，显然不是正义的或公正的。但是，当人们谈到“正义”时，有更强的法学和伦理学中的价值判断的成份在其中，且较多地是指在制定和遵守规则方面以及在运用法律和决策程序以及过程上的公平。在经济学以及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正义”又可分为“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从微观经济运行层面上来说，正义的原则则表现得更为具体。如果在市场交易中有人欺行霸市，囤积居奇，缺斤短两，或假冒伪劣，显然有违公平原则，也是非正义的。在金融市场中的内幕人交易，制造虚假信息，或如林行止所言的一些大的财团和金融机构利用手中的财力和市场力量来人为抬高和操控粮食与石油市场上的价格，也显然是非正义的，这当然也有违公平交易的原则。

理解了“平等”、“公平”与“正义”的关联与区别，我们就会知道，人们平时所言的“公平与效率”的说法，并不甚确切，且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个误识。因为，就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公平与效率，更本就不矛盾；二者之间，也不存在任何“两难冲突”（tradeoff）。道理说来简单：只有达致机会均等和权利平等了，一个市场经济才会良序运作，才会在长时期中有效率。同样，效率与正义，也并不矛盾，恰恰相反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正义，尤其是确保市场运行的法律规则、法律制度以及司法程序的公正和正义，是确保市场运行效率的一个重要制度保障。只有在法律和司法正义的保障下，市场才能良序运作，才能有效率。

如果说公平、正义均与效率完全兼容，那么，所谓的“平等与效率”两难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有条件的。从一个方面来看，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过于强调资源的平等分享，收入分配以需求为基础，以及结果平等，从而导致的结果是社会收入分配太过份额均等，那么，可能就会产生人们参与市场分工和交易以及创业经营的激励不足的问题。对于平等与效率这种两难冲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亚瑟·奥肯（Arthur M. Okun）曾在1962年出版的一本名著《平等与效率》中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照奥肯看来，平等与效率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为了平等，也要牺牲某些效率。因为，照奥肯看来，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对追求平等的追求也会对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储蓄和投资意向产生消极影响。由此奥肯认为，“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某种选择”。

另一方面，如果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尤其是由于机会不均等而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中基尼系数太高，或者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也会对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两个方面的效率影响：其一，由于富人过富和穷人太穷，就会出现“富人有钱无处花（消费），穷人没钱花或有钱不敢花”的情形，从而导致一国消费需求不足和长期经济增长乏力，—— 这正是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情形。前些年，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内需一直疲软，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会造成低收入群体的不满，从而加剧社会冲突，如游行、罢工，动乱，甚至暴乱或革命。从后一个方面来看，若能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保持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并不会对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反而可能导致市场运行稳定，从而保持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最终增进社会效率。就此而言，与其强调平等与效率之间存在某种两难选择，或言平等有减损效率的一面，倒不如反过来说，因为社会收入的极度不平等会破坏效率，应该在制度安排上做些文章，尽可能地做到机会均等，并使富人不能无限制的任意聚敛社会财富，并尽可能的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以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尽可能平等的经济增长，从而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和长期效率。

限制政府公权力和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改进

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问题的必由之路

理解了平等、公平、正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就会理解当今中国社会中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可能的经济与社会影响了，也就能大致知道，要改善当今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非得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并尽早启动政府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其表现结果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实质的问题却是社会成员在财富创造和参与市场的机会上的实际上的不公平，因而，说到底，当今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不仅仅是财富占有和社会收入分配上的不均问题，而是个不公平，甚至缺乏公正和正义的问题。毋庸讳言，在前些年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由于政府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的公权力实际上不受任何约束，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模糊，加上近十几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率大都双倍于GDP的增长，以至于政府手中所掌握的财力越来越大。在另一方面，由于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不透明，政府如何花钱在实际上不受人大代表的制约，这就为一些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创造了极好的空间、机会和可能。结果就导致在当今中国的富人阶层中，政府官员的子女及其亲属占了其中的绝大多数。这一事实鲜明地暴露出我们的政治体制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显然还不匹配。因此，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和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尽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已势在必然，且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然而，尽管当今中国社会中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到了一个非得要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时候了，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在目前却似乎不能采取停止市场化改革甚至走回头路的办法，更不宜采取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做法来“维系社会公平”。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仅不能达致公平和正义的社会目标，而且会极大地破坏效率。另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政府通过用某种转移支付的政策措施来减少社会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往往还会产生某种奥肯所见的那种“漏桶现象”（the leaked barrel effect）：在通过对富裕家庭征税来资助贫困家庭时，在转移支付过程总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总要花费某种行政成本等。这就是所谓的政府在贯彻平等政策过程中跑、冒、滴、漏的效率损失。当然，尽管在政府贯彻其旨在追求平等的转移支付政策过程中存在这种所谓的“漏桶现象”，但在一个社会的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很大的情况下，政府采取一定的高收入累进税制，并在另一方面则补贴低收入家庭，则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概言之，在当今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市场自发竞争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深陷在市场中，不但着掌控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而且直接参与、干预和操控市场运行的现行制度安排有关。加之，由于政府征税的公权力和和财政支出方面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实际上不受任何制约，这就为在民主政治体制不健全的条件下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创造了极好的历史契机。由此来看，在短短的一、二十年的改革过程中在社会财富占有上和收入分配中差距中急剧拉大，恰恰说明我们的改革还远远没有到位，还有待于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不能把它归完全结为市场化改革本身。

从政治学上来说，且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任何政府公权力一旦产生，均会有一种自我扩张的内在冲动。在缺乏民主政治制约和良序运作的法律制度的情况下，政府公务员的权力寻租、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既会造成社会财富创造中机会上的不公平，也自然会导致社会收入的不平等，并最终会影响一个社会长期经济增长的效率。因此，在总结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问题时，在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选择的关口，重温美国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于1962年出版的一本名著《平等与效率》中的两段句话，也许在今天仍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市场经济有助于保护政治权利，以抗衡国家的侵犯。私有制和私人决策约束了政府的权力——或更准确地说，约束了政府决策者的权力——以及由此而来的侵犯权利范围的能力”。“市场需要一定的位置，而且市场也需要受到约束。必须给市场以足够的活动范围，来让其完成其所能胜任的许多事情”。

也许林行止先生今天还仍然能同意奥肯的这些论断？

2008-7-27谨识于沪上复旦园

本文《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40－41期第86－87页）

最近由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出版

站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十字路口

 韦森新书《市场、法治与民主》自序

             “人参与他所属于但同时又与之分离的世界。然而，只有通过参与到世界的那些构成人自身生命的

          部分之中，对世界的参与才是真实的”。

                                                                —— Paul Tillich 《存在之勇气》

    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走过了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行程。这场以引入和培育市场机制为主轴的经济改革，不但已引发了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而且也导致整个社会体制、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已连续多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年增长速率，从而中国经济总量近几年得到迅速的扩张。自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增长了近10倍。除了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快速增长外，30年中国改革开放所带给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深层次的变化是，当下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稳态的封闭经济体了，而是一个把久远的传统文化、历史传统以及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行政运作方式内嵌在（embedded in）自身之中的一个急剧转型中的开放体系。西方一位当代左派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一书中曾指出，在一个现代社会体系中，“与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见Polanyi, 1944/2001，p. 51）。不管如何评价卡尔·波兰尼的这一著作，用他的这一判断来形容当今中国社会，似乎有些道理。经过30年以引入和培育市场机制为主轴的改革，当今中国正如波兰尼所言，整个“社会的运作已经服从于市场”，从而已不再是经济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的方方面面均已经被深深地嵌入到经济体系的运作之中了。这一格局在社会表层的表现是，教育、科学、文化、宗教甚至法律、政治等等机构的运作在某种程度上都被“经济化”或言“商业化”了。这一“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和诸多社会机构及其事务的“商业化”所带给当今中国社会的，经济的快速增长只是一个方面，而整个社会结构诸多其它方面均正在发生一些深层次的变革。

       当今中国社会的这种基本格局，向中国的经济学人提出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不同的历史要求。这不仅要求中国的经济学人懂得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用这些原理去观察和判断中国经济的实际运作，而且还须懂得中国的政法传统、历史传统、文化精神、数十年中国计划经济实践所遗留下来的行政惯性运作方式，以及过去革命意识形态的遗产，并且还需要把我们中国人的独特生活方式、交往形式和以及各种习俗和惯例作为自己理论思考以及观察和判断中国社会运作及其未来走向的“支援意识”（英语为“subsidiary awareness”——当代西方一位认识论哲学大师Micheal Polanyi语, 见Polanyi, 1962）。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学人才有可能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现状和未来走向有一些较为清醒和确当的把握。这实际上要求真正有洞见的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只懂经济学，还要具备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

正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格局中，笔者作为一名中国高校的经济学教师，并作为一个中国30年改革的经历者、参与者和观察者，在近几年来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中，阅读的文献越来越杂，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发散：不仅阅读了（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之外的其他哲学、社会学科的一些文献和书籍，而且也撰写并发表了许多并非在现代意义上的“纯经济学”的论文和随笔。这本集子中所收录的笔者自2004年以来所发表和未发表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这种在经济学的“边缘”甚至“域外”思考的结果。

       这里需要向读者交代的是，除一本学术论文集《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韦森，2005）和一本文萃精选集《思辨的经济学》（韦森，2006）外，这应该是继《难得糊涂的经济学家》（韦森，2001）和《经济学如诗》（韦森，2003）之后笔者的第3本随笔论文集了。这里亦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2001年3月从剑桥大学访学归来后不久，自己就深陷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繁忙行政事务之中了，因而，从2003年之后，自己的一些随笔短论，大都是在极其匆忙的行政事务的夹缝时间里应一些国内报刊杂志的编辑和记者所邀而针对即时的一些经济社会问题而匆草“赶写”出来的。结果，收入这本集子中的大部分文章，与其是说“经济学随笔”，不如说是“时评”和“政论”。也正是由于近几年时间紧蹙所逼迫出来的这一写作任务的“转型”，收入这本集子中大部分文章，所用的“语言”和“文类”(genre)，很明显偏离了我以前在《经济学如诗》中所表达的那种“以诗一样的语言写诗一般的经济学”的理想和诉求。第二，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除了繁忙的行政事务压得自己没有“闲情逸致”在语言上“精雕细琢”从而实在无能“把经济学像作诗一样来写作”这一原因外，还有一个较为现实的原因：通过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实际运作的观察和思考，我个人越来越觉得，在近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以及背后，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正在不断积聚。尽管一些社会问题——如政府官员腐败，社会财富以及社会收入分配不断拉大，城乡差距、东西部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环境污染，社会诚信短缺，民众的怨气和其它社会各种不安定元素在积累，等等——暂时被经济的高速增长所缓解了，或者说被暂时掩盖起来了，但是，如若这些社会问题最终不能得到解决或至少缓解，这个社会迟早要出问题的。这也终将会对中国“长期的”和“可持续”经济发展产生某些影响。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并出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担忧，在近几年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尤其是在自己的“博客日记”中，我对当今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提出了较为直接的分析和评论，并表达了一些直言的、善意的和建设性的意见。当然，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一介书生，我从来不奢望自己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和评论能够被社会所接纳或“付诸实施”。但是，作为一个学人、一个知识分子，我觉得有必要并有责任——或用英文来说，有一种“calling”——把自己觉得那些感觉应该是对的和符合“天理常道”（providence）的事理讲出来，并尽可能让更多的世人明白其中的道理。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果巨大而辉煌，这是无人能置否的；但是，伴随者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取得过程，一些社会问题正在不断积累，这也是事实。当然，无论是从理论上来讲，还是从现实中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期中不存在一定的社会问题。这里的问题只不过是问题的严重程度、影响面以及对社会的长期发展是否“性命攸关”的问题而已。对于当今中国社会中不断出现并持存、积累的一些社会问题，现在究竟如何看待其严重性和其需要解决的迫切性且不论，但我这些年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克服，而不能经由“走回头路”的方式来解决。故这里可用一句简短的话语来概述收入这部文集的所有文章的一个基本精神，那就是“呼喊着我们这个社会朝前走”。尽管这部文集所呼喊出的声音也许并不大，或者说传播范围可能非常有限，但这毕竟记下了在下这一介书生近些年发自肺腑的一些呐喊。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研读东西方——尤其是近现代——的经济史、法制史和政制史的有关文献，并正在撰写一部有关东西方市场生成与扩展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方面的专著。随着这方面的研究的推进，人类社会运行的一些基本法则或言“天道”（providence）在我心中渐渐地明朗起来了：在人类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时期中，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均主要有赖于市场分工和交易的深化和扩展；市场分工和交易要不断深化、成长和扩展，需要某种良序的能保障市场交易当事人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没有现代宪政民主政制，确保市场运行的财产的法律制度就建立不起来，或者说就不可能良序运作。西方各国近代兴起的历史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明清时期市场经济的兴衰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也证明了这一点，甚至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也正在不断地昭示出这一点。正是基于这一观察和信念，笔者相信，未来中国经济的动态发展，以及当今中国当下社会格局及其动态演变，正在把政制和政府体制改革渐渐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是任何人也无法回避和无法改变的大趋势。如果人们能够尽早地意识到这一点，在中国经济体成长的“年轻时期”（即高速成长时期）就积极稳妥且渐进性地启动中国的政制和政府体制改革，我们的社会就可能只需付出较小的“制度变迁的成本”。否则的话，如果认识不到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一大趋势，或者说为了某种短期的“社会安定”和“近期绩效”而尽量拖后中国政制改革时间表，待到已经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不断积累且绞缠在一起从而社会矛盾已经甚为激化的时候，或者说待到中国经济成长的“成熟期”或“中老年时期”，任何“伤筋动骨”的政制改革，都须得我们的国家和整个民族付出巨大的制度变迁成本。

       概言之，经历了差不多40年计划经济的试验和30年经济改革实践的当代中国，目前正在一步步走向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这十字路口，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毫无疑问，在人类21世纪初的现今世界格局中，有着数千年文明史和苦难经济演变史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复兴的历史契机。中国30年经济社会改革的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巨大和辉煌的，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这3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但是，我们不能只就这过去的30年来看30年，或者说不能仅与中国近40年的计划经济实验相比来评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只有把中国这30年改革的巨大成就和辉煌历程置放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社会发展史中的市场经济周期性兴衰的历史长河里，把它还原到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及在与其它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历史比较中，方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目前到底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位置上。也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庆贺和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这当下，在中华民族21世纪的伟大复兴这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面前，这里谨奉上这本粗浅文论汇编的集子，以期与关注着我们国家命运和未来发展之路的同仁、朋友和学生们一起来共同思考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和这个社会的未来发展道路。

       最后要指出的是，这部文集的出版，应该首先感谢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的施洪俊总编辑和三联书店的贾宝兰（全国政协）委员。没有施总的鼎力支持，这部文集不可能这么快就能面世；尽管这本书因时间考虑最终没能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但最早促成我形成汇集和出版这部文集之想法的，是贾宝兰女士。另外必须要说明的是，这部文集中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在我与一些学界好友、同事、学生和一些博客网友的交流中形成的，故几乎每篇文章，都包涵着我的一些好友、同事、学生和博客网友的意见。更应该铭记和专门致谢的是，一些同事和学生，曾逐句逐字地帮我修改文章。然而，由于这些好友、同事、学生和网友实在太多，这里就不再一一列名了，谨一并致谢！另外，这部文集中许多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些报刊杂志的编辑约稿、催稿和费心编辑的结果。有许多报刊杂志的编辑，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文章的催成者和编辑者。这里也谨一并致谢！这其中包括《文汇报》的季桂保主任，《经济学家茶座》的詹小洪主编、《瞭望·东方周刊》的黄琳编辑、《中国新闻周刊》的黄艾禾编辑、《读书》杂志的编辑贾宝兰女士、《文景》杂志的执行主编杨丽华女士、《解放日报》理论部的杨波编辑、搜狐财经博客的何建晔编辑、天益网的郭琼虎编辑，等等。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这部文集的责任编辑蔡欣和闫柳君二位女士。没有她们辛勤细心的编辑劳动，这部文集不可能这么快、这么精美地摆在读者的面前。

       在当今网络时代里，一本书作者的署名可以是个人的，但最终发表或出版的文论以及其中的思想，却显然已不可能只是一个人自个的思维成果了。愿这部虽签署我的名字，但已经包含着诸多人思想、意见、建议、编辑辛劳等之集体智慧结晶的作品，能带给读者和社会一些有益的思想，以呼喊和促进我们这个社会朝前走。

       是为序。

韦森于2008年4月21日初识于复旦，6月9日改定

（这篇“自序”曾发表于《读书》杂志2008年第11期）

参考文献：

Polanyi, Karl, 1944/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中译本：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Polanyi, Michael, 1962, Personal Knowled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译

本：波兰尼，《个人知识》，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韦森，2001，《难得糊涂的经济学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韦森，2003，《经济学如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韦森，2005，《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出版公司。

韦森，2006，《思辨的经济学》，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